學校在理化大樓與教學大樓之間設置了一道宣傳牆，有二十四扇玻璃櫥窗，每扇60×100厘米，近一張對開紙。我們要了一半，計十二扇，作為“讀書園地”，專門推薦新書、好書，介紹讀書方法。除了宣傳馬列毛有關讀書與關心圖書館工作的話，介紹中外名人讀書方法外，還摘錄文化教育動態。魯迅是毛主席推崇的文人，魯迅是從不離開書的；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雖是美籍華人，但得過毛主席的讚譽，當然可以把他們的事跡宣揚。把圖書館的功能與讀書的效益宣傳好。盡管一個月一次的櫥窗刊物，要花上我整整五六天時間，我也樂此不疲，因為編寫得生動活潑，宣傳櫥窗前總是擠滿了師生，領導也交口稱讚。依靠宣傳，閱覽室的觀眾座無虛席，借書看的人也多起來了。以後，越辦越有發展。1974年，師專恢複了名稱，對圖書館事業支持不遺餘力，我們宣傳讀書工作，也就百無禁忌。學校撥巨款訂購古今中外大批書籍，也撥巨款專建圖書館館舍。工作人員不是幾個人，而是由十多個人到幾十個人，而且專門調來館長負責，圖書館在學校工作中有了地位，而且在大專院校及地方圖書館中也有了地位。
恢複圖書館，順利開展外借、閱覽工作，深受師生歡迎，學校領導已經常給我們予讚譽，並在教師大會上予以口頭表揚。1974年師專恢複，設有中文、數學、物理、化學、藝術、體育六個專科，教師學生猛然增加。圖書館也就添加了不少人員，其中有新從大專畢業分配來的，也安插了少數調來的教師家屬，設置專任館長，先是由總務處長劉價心擔任，以政工組組長羅顯禎為輔（周早已退休，不久即病故），不久即由羅顯禎專任，負責館務。我則負責資料組（有外借、閱覽、編目、資料四個組，資料組後來改稱參考谘詢組，有職員六人），分管宣傳（編寫“讀書園地”——櫥窗刊及油印的《圖書館園地》），分管一個教師資料室（館藏書中必須選列一種以及重要藏書，凡是館有的，雖僅一本，也必須存儲在此），外有古籍室（除線裝書外，還有《萬有文庫》《圖書集存》及畫冊畫頁等）及外文室。館內工具書，基本全部集中在此（新館建成後，設有工具書室供檢閱）。這是館藏精華所在，我能在此工作，當然近水樓台先得月，好書、新書任我取看。特別是常用工具書，基本上全有，輕便的擺在辦公桌上，較重而大的，則放在座後書架上，隨手可取。我歡喜工具書，是在試驗四角號碼字典時形成的，我逢著書報上不認識的字，不懂的詞，必查到而後快，決不過晚。我在那時編寫宣傳欄時，往往以提出問題的形式給人們以啟發，經常幫助來室師生（學生不能進入教師資料室，但辦公室是允許來的）查一些資料，有時也解答問題。在宣傳櫥裏我也往往應用自問自答的方式進行圖書宣傳介紹。特別是在確定負責輔導文獻檢索及解答讀書疑難的任務後，不少青年教師會上門查檢工具書和由我幫助查資料。我也以此作為自己進一步求索、上進的工作，幾乎全力以赴。在毛澤東晚年時，常在批發文件及接見外國賓客時的對談中使用一些典故（包括成語、諺語、格言之類），當文件到達有些難解之文語，地委會派人，有時還邀了一些擅於古典文學的老先生來到我們圖書館，並選中文科一些老教師查找資料，求出處，譯語義。來後自然會來到我的辦公室，我要小沈（沈義芙教授之子，協助我整理古籍）伴他們去古籍室去翻閱資料。我當時是小心謹慎，沒直接詢問，我是不去湊熱鬧的。但有一次，同時接受校內教師查一首詩詞，也去古籍室時，見小沈桌上有文件，另有一件紙條，上寫三條待查詞文，其中一條是“賢賢以與昭昭，使人昭昭……”這句是我兒時熟讀能背，而且《孟子》容易通解。我就說：“這句是《孟子·盡心篇》的，《古文辭類纂》裏查不到。”後來他們一查，果然，於是邀我也參與。好在我熟悉各種工具書的查法，另外兩條很快就從《佩文韻府》及《詩詞曲語彙釋》兩書中找到了。當時會查古籍工具書的校內為數還不多，有點會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前後不過用了十幾分鍾，是從所未有的，查找者很滿意。此後，地委逢有待查資料，當然是來找我，記得如“水至清則無魚”、“皎皎者易汙”以及“報君燕王台上急，提攜玉龍為君死”、“廣積糧、緩稱王”、“何時彩雲歸”……前後查了三四次。記得有一次是電話查詢，是從毛主席會晤外賓引用的典故，如“越俎代庖”“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越俎代庖”的庖、俎兩字，《論語》書上屢見，我知道庖是廚師，俎是盛魚肉之器，也能切割魚肉，顧名思義即可明確意義，不要包辦代替，立即一方麵在電話中告訴，一方麵查書知是語出《莊子·逍遙遊》，告訴出處。後兩句從《詩詞曲語彙釋》查係王勃《送李少遊之任蜀川》，不上五分鍾。自此以後，查資料者紛至遝來。後來，我聽別人告知，很多人叫我是“活字典”、“資料庫”。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一是對人熱情，有求必應；另一是會查工具書，絕大多數是當場解決。宣傳櫥中還將普遍性解答問題揭示出來。解答範圍越來越廣，除古語詞外，舉凡曆史史實、中外地名、科學名詞以至於美術如老舍向齊白石所求字畫名“蛙聲十裏出山泉”的出處，有的在看過《清明上河圖》後詢問，此圖是否是清明時作，等等。我曾將比較有代表性的解題作為我所寫的《工具書的使用》的例證，厚厚的一大冊，現存家中，惜因因循致遲，無法送去審查出版（後來工具書查法很多），成為憾事。以後李世丁同誌分配來組，他很聰明能幹，很快就熟悉一切工具書使用，他博學多才，在谘詢解答方麵，更顯得出色。他很快編了一本《文獻檢索》，作為中文係學生必修科目，由他講授。我退休後，他接替了我的工作。現在是副研究員，發表過不少論文，是圖書館中出類拔萃的幹才。助我整理古籍的小沈，也在後來寫過一些論文，現在他帶著愛人去海南闖天地了。
也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裏，在圖書館裏工作時，我寫了十多萬字的文史資料，就親身經曆，親自見聞，有關大革命時期的革命情況，據實寫作。先後在江西省、南昌、新淦、贛州等地省市文史資料上發表。為什麼寫，當然是省市黨史辦及省市文協的敦促，更主要的是，我在舊藏及新購的黨史、文史圖書中，不止一次在國內出版的看到披露的文章中，有一些失實甚至於捏造事實之文章。我是八一起義成立慶祝大會的十三個主席團成員之一，盡管起義事前是保密的，但事後的情況我是了解一些的，而且此後不久，我和起義軍一起南下，參與革命委員會農工會工作，一直到潮汕失敗止，始終是參與其事。其中也見到一些是道聽途說的細節。我清楚地記得其中有一篇文章，專門記述南昌學生投軍參與八一起義經過，完全與事實脫節，不僅虛構，而且幼稚的寫作令人啼笑皆非。我是當時在江西全省學生總會負主要責任的，南昌市學聯和我們在一起，所有兩會的事務，都有我參與。當時組織分配我的任務，主要是歡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麵軍到來（當時是過境東征），寫貼歡迎標語，組織部隊團長以上的軍官歡宴，到過駐軍所在地聯係，並無戰鬥跡象，直到七月三十一日午夜槍聲大作，次晨省委書記汪澤楷來學總要我以群眾團體名義發電廬山給張發奎請他即來南昌，才將起義事件告訴了我。奇怪的是此文中竟捏造駐紮在學校中的中學學生宣講起義要旨，組織校中學生，並發給槍支參與七月三十一日晚的起義戰鬥。像這樣機密大事，不會如此大肆宣揚，當時，反動軍隊還大量住在城內，不怕泄密？明眼人一見此文，真偽立辨。鑒於史實脫節，我曾據理剖析，並將事情原委去函該出版社，但久久未得回音。當時，書上史實錯誤還有不少，於是引起我這知情而又好管閑事的人寫有關江西、南昌大革命時期文史資料的動機。在寫寄黨史辦及政協以後，深受他們的稱讚，譽我為“搶救文史資料”的熱心人。於是，紛紛刊登我的寫作文章，也有單位要我補寫和改寫，隻要他們來信或來人特邀，我總盡力而為。曾經多次被評為省市政協文史資料積極分子。僅江西省政協與南昌市共青團委合編的《江西省青年革命運動回憶錄》就刊登我特輯寫作三篇，南昌、新淦黨史辦也曾經要我寫過特輯的文史資料各一篇。通過回憶，也為《贛州文史資料特輯》寫過很多篇的文史資料。我所寫的，都是親身經曆，親眼目擊，實事求是，主要是通過我的作品，矯正某些刊物上刊登的文史資料的失誤處，讓當時的事實還回本來真實麵貌。我之所以寫記八一起義隨軍南下記略，一是為了紀念生命史上為革命從軍的驚險記述，二是為了失敗後革命撤退隱蔽、澄清自己當時脫離革命的原委，事出有因，情在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