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0年走出牛棚後，一直就在贛南師院圖書館供職。當時我已過花甲之年，但“白發難掩老驥心，不甘伏耕奔新程”。除了組織分配外，由於我愛書，我愛讀書，愛藏書，從童年到老，書就是良伴。當然，圖書館事業是我憧憬中的理想事業，盡管一生坎坷，老年歸宿是在圖書館，一直工作十五年到退休，我為此感到慶幸。
所以愛書，還是從孩提時期養成我讀書的興趣，吸引我的書，是一部父親交讀的《三國演義》，使我一讀就上癮，這比讀“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更有味。以後又接上讀了一些，也多是《今古奇觀》《水滸》之類，到後來進到讀林抒的譯作和鬱達夫、巴金、茅盾寫的小說，讀的可不少；在此基礎上，也閱讀科學、哲學作品。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在無事可做時（地方不靖，局裏無公可辦），通讀第一集《萬有文庫》。因為這樣，我就寧可省吃或不吃零食去買書，當然也托親長買（實質上是白要）。還是普遍的心理，買來的書總是暫時擱置，主要是向人借書，向圖書館借書，有時一夜看完。而且買來的書，堆滿書架的書隨著災難，在南昌、在杭州、在貴溪有過三次大劫，幾乎全失，然而我還是買了藏放，現在藏書還不少。由於這樣，我一生也與圖書館結不解緣。20年代在中學讀書，為了能多看書，願為校圖書館整理圖書；30年代初流亡在浙江、嘉善住了近半年，因借書（當時，借書隻要店保，我是怡和錢莊作保，能大量借閱），就此認識了嘉善縣圖書館許振東（此人後調浙江省圖書館，30年代末已是專家），他很欣賞我的讀書，極為友好，他的辦館事業風味高人一等。他曾回答我的問題，辦館不怕遺失書，問題是如何使書能發揮作用。他到後來，竟把當局勒令封存與待銷毀的書借給我看。在工作以後，各縣圖書館及浙江省圖，我都會去借書看。新中國成立後，利用在行署文教處工作機會，一麵協助工作，一麵借書，藏書最多的一中與贛州師範是我的借書重點，以致後來贛南師院設立圖書館，我自然是輔導與借書雙管齊下。也正因為如此，我做縣文教科長時，辦圖書館是我的要務。在貴溪，除在縣城、鷹潭、上清等地開辦圖書館外，還辦了一個兒童閱覽室，並建有小館舍。當然，我生命中理想事業，就是圖書館了。當我第三次被貶謫到贛南師院時，曾通知我到師院任圖書館長，當時喜出望外。誰知報到後，竟是到教務處搞教材教具科工作。我隻有隨遇而安，刻鋼板、印講義，以至到後來承擔辦起院印刷廠，學會檢字排版技術。“文化大革命”到來，曾經一時避過風險，畢竟大劫難逃，自然進入牛棚，作了牛鬼蛇神。直到在第二次解放後，命令我隨周嘉績去恢複圖書館，盡管此去不是做官，可是到圖書館工作，正是我的希望。我願！我願幹！
好就好在“我願”，不計名譽地位，不怕困難險阻。十五年來，兢兢業業，夜以繼日，攀書山，沉書海，終於闖出了一條光明大道，不僅使圖書館事業有了空前的發展，譽滿贛江，使贛南師院圖書館獲得本省先進單位榮譽稱號，設備圖書充實，為贛南冠，館舍巍峨，在當地難以倫比。我則連續四年被評為院、市、地區先進工作者，院代表大會代表、學術委員會成員，被選入市政協常委。被貶深淵，最後仍能浮起，盡管還是普通一兵，但能開鮮豔之花，吐出芬芳，心願已足。
1萬事開頭難，難不倒苦心勤勞人
出牛棚，獲第二次解放，獲得一年多被扣發的工資，又獲得自己心滿意足的工作，自然格外勤奮，格外努力地去做工作。盡管已過花甲，自己並不感到老年的到來，就像一個青壯年那樣，也許超過，用個人的精力，不計名譽地位，不計上班時間，隻要有利於圖書館恢複工作，莫不竭力以赴，不達要求誓不休。盡管恢複工作艱難，開頭更是難，隻要努力加拚命，困難是會一個一個得到克服的。後來，事實確實證明是如此。
開頭奉命恢複圖書館的一共有兩人，除我外，還有一個比我約大十歲左右的老教師——周嘉績，他是老教師，是原師專遺留下來的三個副教授之一，是老黨員，也因為走白專道路進過牛棚，他是衛生部原副部長傅連暲（此人我在南下從軍時他在長汀一個教會醫院當院長，也看病，我曾多次找他看過病，傅後來就參加紅軍了）的女婿，又是我大公路家對門的鄰居。他人很老實，工作很負責，他已經先到館一個多月，因為年老體衰做不動，隻能每天掃掃灰塵，我的到來，自然一拍即合。他是作為領導，我是被領導，但他歡迎我，信任我，一切聽我的安排。於是，我們兩人很合手，共同工作得樂嗬嗬的。
千幸萬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劫難中，全館20多萬冊中外古今藏書，無甚損失，在贛南全區中是藏書最多的圖書館。這全仗地委宣傳部那位接鍾誌仁任的部長劉玉瑞，他是一個有心人，也是一個好心人。贛南師專全校，幾被贛南紡織廠蠶食罄盡，因為師專書記王毅忱的夫人王心閣由區婦會調任廠長，夫婦串通一氣，在師專校內左邊建廠，校基幾乎全被紡織廠占領。劉玉瑞體會到毛澤東“大學文科還是要辦的”的意圖，就千方百計左一個、右一個在今辦公大樓前幾棟先後不斷地辦幹訓班，並轉為贛南教育學校，一直到恢複師專，留了幾十個教職工，因而保全了全校的圖書儀器（圖書集中在辦公大樓一樓三樓，儀器集中在理化大樓），這是他在被批鬥之餘堅持下來的成果。不然，20多萬冊圖書會成為贛南造紙廠的原料，贛州師範的藏書就是這樣的結果。謝謝劉玉瑞先生，留下了這批國家財富，也給我們在恢複工作中奠定了基礎。
辦館隻有兩人，如何辦？我們合作得好：他點頭，我動手兼跑腿；他主持內務，我做外勤；我出主意，他支持。先急其所急，應當時最迫切的所需，先許教師外借圖書，後設書刊閱覽室，讓學生下午、晚間、假日在室瀏覽新的書刊，選列當時受歡迎的文藝作品，包括被批判的《紅樓夢》《水滸傳》等等，讓學生在室內閱看。當時有六個科的學生上學，讀書是第二位，勞動第一是天經地義。下午和假日正好調他們來義務勞動，而且是受到學生歡迎的勞動，用了好多勞動力，很快就利用了辦公大樓正中兩大辦公室（比教室還大），一個是報刊室，一個是書報閱覽室（此室是每天下午、晚上、假日經常開放的），周老先生坐鎮，安排學生幹部協助值班。不久，又派了一位德語教師吳月華（女），共產黨員，為人老實，作為周的助手，共負閱覽室工作及外借給教師工作。我則全力到外麵訂購刊物、圖書，圖書館已經多年沒買書了，當時出書也少，雖不致像戲劇隻有八個樣板戲，然而為數不多，好在書店還有書可買，我還向贛縣、大餘等新華書店選購這幾年出版的新書。報刊幾乎大部分都訂，這時要錢還容易來，我還會向京、滬、南昌的新華書店郵購，買進書確也不少。因此，我隻有到晚上才能將新書登記編號製卡，當然，是一知半解依樣畫葫蘆，好在還差不離。還要將新書大意預告，歡迎師生在閱覽室閱看。新刊很快到來，自然，文藝的更多人爭閱。因此，閱覽室裏總是爆滿，贏得了師生歡迎。
不久，原在館負責編目製卡的專家顧飛鵬調回館（隻有她是一個內行，我們三個人全是外行），有她負責登記製卡，這就減少了我的勞動份量，進而能夠有餘力做更多的工作。從顧飛鵬回館工作以後，經過卡片整理，卡片發揮了作用，於是也有力量安排外借時間，師生都可以借，但學生不能進入書庫，隻能按卡片，通過新書介紹或提出書名請求查找。就這樣，外借、閱覽及教師資料查閱這幾種主要業務，就齊備開辦，成為名副其實的圖書館了。閱覽室的日夜開放，假期開放，深受全校師生交口稱讚，當時校領導亦表滿意，就我們四人將圖書館恢複開放了。
2圖書館恢複開放
從接受恢複學校圖書館的任務後，我就全力以赴，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好在經費足，可以隨心所欲訂購報刊、新書；地方大，隨處可以擺布。供人讀書，勸人讀書，是好事，因而很快圖書館就在全校師生的期望中恢複開放了。
不過，恢複之時，“四人幫”還在朝中掌握政權，威靈赫赫，不可一世。張鐵生在高考交白卷居然作為傑出典型被取錄，讀書無用論還是高唱入雲，多讀書就會導向“白專道路”。我們辦學校圖書館的目的，是勸導師生多讀書，學生要把圖書館當成第二課堂；教師要把圖書館當作研究所，參考鑽研，使教學相長。而我當時肩負的任務，便是宣傳圖書館的作用，敦促師生深入書林，競攀書峰。稍一不慎，便會被認為與“四人幫”唱對台戲。這，我是清楚的。然而，“紅專道路”總可以走吧，紅中求專，也得讀書，上圖書館。馬克思在倫敦博物館圖書室裏成年累月讀書，寫完《資本論》，這總不能說不是吧。列寧無論流放到哪裏，就在哪裏讀書。毛澤東曾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我們就以革命老前輩的好學讀書的事，大力宣傳，還列舉了中國古代先哲讀書求知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