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覽廬山，是人們的向往，我何嚐不是如此。我少年時代就盼望著，將來能登廬山。童年時代，曾隨著父親在廬山腳下（星子）轉遊過秀峰歸宗寺，看到瀑布，也到過白鹿洞，那時不知道遊山玩水，隻在溪旁找五色燦爛的石頭。以後，多少年來，經過九江，隻能望山興歎。如今，在南昌總結一年來函授工作會上，聽到領導上念我們工作辛勞，安排了為期十天的廬山休養，這是平時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非其時也。已進入秋令，山上遊客已準備下山，而我們正要在此時上山。無怪辦事人說，平常安排山上住宿，是千難萬難，和買梅蘭芳戲票一樣，卻不料到這次一聯係，就安排上了，畢竟上山人少，下山人多，變難為易。我們這一夥人，除了勒源是“地頭蛇”（在九江工作），誰還管時間不時間，能去廬山就好。於是我們一行十餘人，乘火車到九江，搭了汽車駛上了彎彎曲曲的盤山路，深夜到達廬山。
安排我們住宿的地方，是湖南江西合辦的招待所，規模是中等的。據那位女所長說，住房現還緊張，但比炎夏時是淡了點。她很熱情接待我們，房舍設備還很不錯。我們分住在相連的兩個大房間，夥食也很不錯，早上麵包、蛋糕、油條，午餐和晚餐菜也豐盛，雖不如酒席，但比便飯好多了。當晚平安無事，不料第二天早上下起雨來，氣候突變。在平地，一雨成秋，來在廬山，應加碼為一雨成冬。別說上不了山，連街也不能逛，一是我們沒帶雨具，我們無詩人騷客的高雅，又無藝術細胞，無法領略廬山雲霧，聽取雨打芭蕉聲，更主要的是衣服單薄，無法抵禦風寒，正是“羅衾不耐秋風力”。隻有擁被擺龍門陣，好在有天可談，有話可說，前晚看梅劇的韻事，更是暢談資料。雨下個不止，怎麼辦，於是袁主任出麵向所長代借衣服，由於天過冷，又不外出，男披女裝也不在乎。房間大，擺有方桌，於是每房一桌，打起遊戲麻將來。人多了，就輪流做莊，有時聽聽收音機。當然每天三餐，吃得很好。廬山上，開始以為缺少蔬菜，後來一問，不會少，是山下調來的，副食與主食一樣，都是公家調配，價並不貴，這很難得。女所長還代表湖南，請我們美美地吃了一餐湘菜，說是湖南江西是一家。這裏用水很困難，所以每星期隻能供兩次洗浴水。
好在上天還保佑我們，最後三天，放晴了，於是我們有機會去各處暢遊了。使我們驚歎的是，廬山上竟有一個很大的湖泊。我們中有人到過廬山，便與勒源分做向導，帶我們遊山。往日，看照片仙人石幾乎可以從上跳到對山，實際上距離遠得很，不止隔一百米遠。山上到處是花香鳥語，花徑更是奇花異卉。我最留戀的地方是植物園，從標牌上認識許多樹木，這是胡先驌博士（世界上植物分類傑出專家之一）創建的。我對於廬山曾駐足過的古今學人留跡並不特別欣賞，而對於植物園則深有感情，一來是我對於學術上的成就是有所偏愛，我深欲獲取農林業知識；二來是聽到省參議長王有蘭告，胡老曾一再表揚過我（情況不很詳），平凡如我，受人知遇，焉不感動。一連三天，跑遍了負有盛名的各處，夠累了。
我好喝茶，可是廬山的雲霧茶，太使我失望了，比不上龍井，比不上南康東門茶、崇義碭嶺茶、贛縣清溪茶。廬山風景雖好，名勝古跡多，但出產除森林花卉外，很貧乏。我家無處栽花，雖愛花，但又無法栽培。後來還是兩元代價買了一盆（小盆）曇花，這是，想看看曇花如何一現，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一直回到贛州，下車不小心，把盆子摔碎，原來並不是幼苗，而是一株剪枝，好在已生了一個芽，心知可以栽活，於是換盆栽培，很快長成，開花很大很香，但僅能兩三小時生命，而且我培植了很多，送給別人。曇花，我栽的可能是第一株，以前未見。以後多了，然而一般人家是不會栽它的。這是遊覽廬山一件不可忘懷的事。
5龍南現場會放異彩
1959年，為了鞏固與擴大函授師範教育成果，由行署文教處長趙鳴魁親自主持了一次別開生麵的函授師範教育現場會議。
由於1958年下半年起，根據各縣的自發要求，在全區範圍內普遍開展函授師範教育。為了適應需要，按照實際情況，確定由各縣文教局自組力量，設校開展函授教育。按原規定，單科獨進，語文、數學為必修科，為期兩年；專修科一年，分別設置生物、理化、史地科。函授學員須學完必修科課程及專修科的其中一個課程，經考試合格，憑三科結業證書取得師範函授學校畢業證書。教學任務，聘請就地中學師範老師兼任。此時，函授部已改組成為行署教育領導下的贛南函授師範學校，調遣了不少新的教學力量，校址仍設在原贛師改升的師院內。函授學校除協助縣校教學外，以培訓輔導老師（主要是各站輔導員）、編發輔導教學資料為主要任務。不久以後，又從函校老師調選了18人，每縣一人，分赴各縣協助函校教學工作。由於這樣，各縣都積極把函授教學開展起來，生機勃勃，搞得熱火朝天。需要提到的事，各縣在開辦時都先舉行集中講習（南康贛縣開展是在學期開學以後），有了一個好的開頭，了解函授特點，狠抓自學，心中有底，自然會學得更好。這個時期，函校教學力量多而強，教學任務主要放到縣校，自然有更多時間編寫印發函授教學輔導材料，將原編的語數教學輔導資料，重新改編並補充。記得語文教學輔導材料是分論文、散文、小說、詩歌、戲劇、童話、民間故事等類，就函授課本內容詳細分析其特點，並舉例剖析，深受歡迎。此書，本是為教師及輔導員而編寫的，不料在全區教師中聞風向函校采購，經文教處同意，又重新翻印銷售（每本成本約七角八分，以八角一本售出）很快銷售一空。我則和陳大鈺、蔣超群編寫《贛南函授通訊》《贛南函授輔導通訊》及報道消息的《贛南函授快訊》。除《贛南函授快訊》每周四開油印出版外，餘均為鉛印三十二開本，函授教學就此全區全麵展開。各縣又各出新意，百花齊放，尤以龍南、瑞金等縣分外出色。為了鞏固成果，提高教學質量，在南康贛縣單科獨進，快近兩年行將結業轉開新的必修科之時，行署文教處決定，開一次全區函授工作現場會議，考慮著選擇一個優秀縣為開會地點，舉辦現場會議。最後決定選擇龍南縣，雖然地近廣東，偏僻一點，但由於龍南函授生普及率高，輔導體製完善，教學效果佳，而縣裏宣傳部及文教局又力爭到縣開會，並擔負會議場所及與會者的食宿全部事務工作。最後確定會期為三天，分別舉行工作彙報、提高教學質量、加強考核的討論，並舉行教師示範講課、輔導站現場輔導活動，並借縣委禮堂展覽教學輔導成績。展覽會在開幕後即展開，除總展室展覽贛南開展函授情況圖表、各種輔導教學資料。包括龍南在內的贛州18個縣均有展出，其中龍南縣展品最多，除鉛印有《龍南縣函授教育在前進中》小冊子外，有詳細的開展輔導照片圖表及教師、輔導員備課筆記和部分學員作業。贛南函校全體教師，除留會計尹建仁一人留校外，均全部參加盛會，我則在半月前就來龍南與龍南函校負責人廖光烽一起進行籌備工作。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我們並沒有邀請外人，然而卻來了不少。首先是北京函校（設在教育部內處理函授教育工作）代表教育部來到計二人，一為校領導幹部，一為老語文教師，與省教育廳袁主任等一同來到龍南。不久得到鄰省樂昌函師的函請，由校長和一位女教師前來。近開會時，突然省裏轉介江蘇揚州函校兩位教師（到江西參觀聽訊要求來會參加），他們兩位到贛州時，住不上旅館，在浴室過了一夜，當留校的尹會計獲悉後立即接待轉車來龍南，其情令人感動。後來，我曾受到領導批評。這樣，我們又多了一件任務，接待“外賓”工作。好在龍南函校設在龍南師範內，縣裏宣教部門又很重視這一會議在龍南召開，絕大部分招待工作包括對省及北京領導，都由他們安排張羅。
會議是按期舉行了，開幕式僅由趙處長致辭並介紹北京及省領導暨“外賓”，就開始參觀展覽會。在總展室及龍南展室由龍師選派女生擔任解說員外，其餘17縣都由各縣函校自行派人解說。展會上展品相當多，百花齊放，琳琅滿目。下午，是由我報告兩年函授教育辦理經過，由於已經印了小冊子（鉛印），說話從簡。接上就是龍南函校廖光烽主任的報告，比較長（也印發了小冊子）。當晚是聽廣播課（教師在廣播站講），輔導員在教室給學員輔導。我們參聽了整個聽課輔導活動，明確了輔導員與教師作用的不同，教師僅提綱挈領（函授聽課是在自學課文的基礎上進行），課數較多，較概括，較多啟發的講述，輔導課則僅就其中一課，根據學員的敘述，予以歸納，並解答問題。第二天與第三天上午，都是會，安排了瑞金函校（比較辦得好的）、龍南輔導站一個輔導員對函授學員的輔導及學員學習收益報告，更多的時間是討論函授管理及學籍管理、作業批改，成績考試及今後轉科的辦法。一連兩晚，龍南縣安排了劇團及縣城中學師範、幼兒園教師（函授學員）的文娛節目，會議開得有聲有色。臨時決定，在趙鳴魁處長總結之前邀請北京函校、樂昌函校、外地代表和省廳袁世忠主任講話，使會議勝利結束。
這次會議，包括趙處長在內和函校教師都很辛苦，開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會議真不易。而我是忙中更忙的人。從開始寫開會小冊子，作會議計劃起，就苦時間少了，兩個輔導刊物要編印，會議材料要準備，多虧龍校廖光烽和本校陳大鈺與蔣超群的協助，及時提供資料。使我最感快意的是會議期間前一日及後一日共出五期《函授快報》，每日一期四開版，報道消息，寫評論，按期印發並發向外間。報紙是重磅道林紙，雖是油印，卻比石印的還要好看，字小如米粒，個個宋體，這是一位函校文書田老先生（田中玉）的傑作，善於寫蠅頭小楷，工繪畫，能裝幀，能加色彩，標題用各色的字樣，十分醒目，為人嘖嘖稱道。內容又比較充實，文字由陳、蔣二人修飾，北京函校同誌和袁世忠主任讚為鬼斧神功，宣傳精品。
會議期間，我除了主持會議外，整天寫稿，又要關心會議大事，心力交瘁，每日豐盛夥食，卻難咽下。每夜隻能睡兩三個小時，但由於情緒高漲，樂此不嫌辛苦。而且，還必須安排時間，為“外賓”介紹情況，回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在他們問到專修科情況時，我心中無底，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隻能說一個教師除須具備語數基礎知識外，還必須掌握另一門學科，詳細情況隻能要現在編寫生物、史地函授教材的丘浩宇及陳崇鼎等函校老師解答。開完三天會，送走客人，我與北京函校及袁主任同車回贛州時，在汽車上睡了一個好覺。
大家認為此會開得好，我也認為好。
這次會議，由於是現場會議，主辦會議的龍南，認為是給龍南帶來的榮譽，樂於承擔會議任務，所有招待食宿、會場布置以及宣傳、演藝均由當地宣教部門負責，經費也是由他們負擔。我們函校二十多人，都隻是空手而來，連函校的會計老尹也留在學校未來。我從這次會，嚐到現場會議的味道，也體現了現場會議的價值。
北京函校代表教育部的來到，袁世忠主任的親臨指導，趙鳴魁處長於百忙之中，丟開工作主持這一次會議，而且經常會給我出主意，並對我很大鼓勵，十八縣函校與我校教師的努力，使我至今心還十分感動。這次會議成功的召開，是我舉辦函授事業的大事，辦得熱火朝天，一直瀠洄在我的內心處。
6喜獲全國群英紅旗
1961年6月1日至11日，全國文教群英會在北京召開，被江西省文教群英會推介，贛南函授師範學校為參加單位之一，奪得了百麵紅旗的一麵。作為身負全責的我，自己努力事業獲此榮譽，該是多麼高興的事。當然，我是高興的，然而也同時帶來了委屈與愁苦，雖不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人非木石，受到委屈，哪能不愁。主要是被宣布參與的同時，通知函校代表出席的不是我，而是另派一位教師代我前往。在此之前，都是由我代表贛南函校參加贛州市和贛南地區文教群英會，並在會上發了言，為什麼就不讓我代表贛南函校參加。自卑感又湧上我心頭，不言而喻，是因為自己有曆史問題，過去的文教處長現在的地委宣傳部長鍾誌仁對我就一直有成見，把我三次貶謫（從文教處下放），綺雲在嵯峨寺任教也被他驅遣回家（奇怪的是同一校任教，同時被遣的左老師又被允許回校任教，以致綺雲終生抱憾）。一向關懷我的文教處長為安慰我，故作違心語。趙鳴魁對我說：“你現在負責函校工作，大半個月時間不能虛席；我身任函校校長自不能去，但也管不到函校業務，看誰能代表前往？”我心中早已明白，明知我不去北京隻能由數學教研組長兼黨小組長的劉秉剛去，其他較強的人都有曆史問題，樂得應口推薦劉秉剛去。於是，劉秉剛便代表函校去南昌、北京開會。回來時，帶回省獎大錦旗與中央頒發的紅旗（百麵紅旗，函授師範僅我校一所獲獎），在趙處長和我談定代表人選後，本無功利心的我，心情早已平靜。在與同事歡迎劉秉剛歸來的途中，劉將兩麵大紅旗交給我，念及贛南函校已被中央樹為國家唯一典型，自己多年來的汗水並沒白流，也就心滿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