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倉促返贛，贛州迎解放
在天堂——杭州做了兩年零五個月的官，沒有嚐到什麼甜味，卻飽受憂患，備曆困難，越隨時間流逝，越感到在這人間天堂做官實在是不幸。更大的問題，蔣家王朝崩潰在際，再待下去，會成災官，也許會家破人亡。很想回返江西就食，以免再次斷糧餓飯，然而旅費難籌，呼天無應。
在人民解放軍勝利結束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後不久，1948年12月5日起東北野戰軍和華北兩個兵團以泰山壓頂之勢圍攻平津，蔣家王朝臨崩潰邊緣，紙幣貶值，米珠薪桂，杭州居不易，加以戰雲籠罩，風聲鶴唳，浙江省市及南京中央駐杭機關，正醞釀疏散南遷，各覓去路。我所任職單位——考試院浙閩考銓處自無例外，正在籌劃遷到浙閩山區。擺在我麵前一個重大課題——留杭、隨遷遠走，還是返回江西，憂思萬千，難以決斷。我一家大小八人（當時紹明尚未出生），生活困難，全仗微薄工資，寅支卯糧，一旦失業，何以為生。杭州既無至親好友，過去依靠的遠親蔡元培早在1940年去世，另一表親李駿初商戰失敗，遁跡外地，無依無靠，借貸無門，點金乏術。隨機關南遷，也隻能苟安暫時。何況處長王訥言本是典型的政客，上拍下壓，與我無親無故，很難作為依靠。何況他的後台老板——“南無阿彌陀佛”戴季陶院長早已在1948年2月12日在廣州死去（一月初戴由南京過杭州，即住在他家，曾發出絕望哀鳴），自顧不暇，患難時何能顧我。何況自己家口眾多，遷移也非易事。半年前，曾見到追隨熊式輝去東北任民政廳長的易希亮，他曾要我隨他去湘粵，事實上也無法解決我的困難，遠走既不能，留難過活下去。心念自己兄妹姐弟現多在江西，手足情深，當能得到照顧。自己青少年時期又在南昌參加革命工作，抗戰時期又曾在江西主持過數縣教育行政事務，故舊知交為數不少，在遇到困難時，可能獲得幫助。於是回贛之念，油然而生。不久，即獲八弟與十一弟自南昌來信，道及他們讚成我速回江西，並且征得某些巨公意見，可能為我解決生計問題，特別是竹馬小友現任江西興國縣長吳光甲知我有素，而且興國在昌參議長王有蘭一再稱道讚我過去在興國工作情況，不管三七二十一，來函懇邀參讚縣務，並隨即彙來巨款作旅費，促我去興國；再加上科內同事梁君（閩人，管冊籍），為我弄到浙贛鐵路職員優待車票兩張，正是雪中送炭。就由於這樣，下定決心，全家回贛。當時是寒冬臘月底，已近除夕，憂心忡忡，前途吉凶未卜，但離杭州回贛，總是較好出路。遂以送眷返贛名義，獲請事假一個月，狼狽啟程。時為1月23日（舊曆十二月二十五日）踏上回程。
記得那天下午，由靜寺對麵寓所搭乘人力車經清波門到城站上車，時近黃昏，站上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擠進車廂，拖兒帶女搶到一個座席，就擠在一堆，沒有座位就坐在過道上。車票僅有兩張，好在是路局優待票，站上乘警未曾刁難，紹麗隻一歲多，由老大紹賢（十五歲）抱著，紹桂不足規定年齡，但紹棠、紹康、紹榮須購全票，紹棠至少也需半票，幸而車行中途，旅客越上越多，連乘務員也無法擠進車廂，更談不上進車廂檢票，這就等於一家八口，免費長途乘車。很遺憾的是送票的梁君救了我們的急，以後從未見麵，無法報答他。車行了一夜一天，在第二天傍晚到達南昌站，八弟和小弟熱情迎接我們，就到八弟家中居住，還拜見我的五舅父和五舅母。到27日，八弟以省田糧處處長胡運鴻名義（當時八弟在省田糧處工作，並兼民國日報記者），完全免費搭乘江輪（事實上等於專輪，並未載客載貨），當天到達泰和（按八弟安排，到後即直接到車站旁邊的儲遠處候便車，事實上八弟早已電話通知）。由於次日即為大年除夕，運糧司機都因過年不願出差，儲運處長似乎感到棘手，無可奈何之餘，就在車站搖通興國電話，吳光甲縣長聽說我已到泰和，熱情表示歡迎，並向儲運處保證車到後當晚裝滿糧食運泰（也許還許了其他優惠條件），於是第二天即除夕派專車把我們一家送到興國。在路上，我記得我父常常說一句話“船到橋頭自然直”，就因為八弟的安排和吳光甲的諾言，渡過了難關，否則真正要在泰和客旅生活中度年。我的寓所是在民教館（我過去的住地）。為我的到來，吳縣長就趕來看訪，民教館的周百壘、徐正湖兩主任就幫我卸行裝，安排臥室，住在館內的周主任辦了一桌年飯，吳縣長也送了菜來，美美地過了年夜。愁雲慘霧，幾小時內一掃而空，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與四天前的杭州和幾天來旅途的窮苦生活相比，真有雲泥之別。這種歡樂的情景至今還瀠洄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