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的分析和判斷，大體符合高行健文學創作的部分意圖，也大體反映了高行健作品的部分思想。唐先生對高行健作品主題的解說，雖帶有明顯的個人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傾向，但也是順理成章的。我雖然與唐先生的立場有所不同，但我尊重唐先生的這些個人意見。
當然，有關高行健作品“逃亡”主題或“逃亡”意圖的判斷，並非唐先生所獨創。高行健自己就多次談到“逃亡”問題；而劉再複在為《靈山》作的序《最有活力的靈魂》中，也曾著重談了“逃亡”問題，劉再複更強調“逃亡”的美學意義，所謂作家“退回個人化立場”、“退回到他自己的角色”中去，從而獲得更加自由的寫作。而唐先生發言的特點在於，他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逃亡”問題進行了更為具體和深入的解析，從表層到深層，從政治到文化，進入人生的內在意義，談到人從出生就必須麵對死亡、必須與死亡抗爭這個永恒的主題，談到人類麵對死亡時或取消死亡、或懸置死亡、或忽視死亡、或置換死亡的四種態度，等等。這對聽眾是有啟發的。
聽唐先生發言，琢磨他的思路，考察他的思維方式和批評方法，我有一種他鄉遇故友的感覺。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撇開唐先生的發言內容和立場，而單就唐先生的思維方式和批評方法來說，我就像遇到老朋友那麼熟悉。他的思維方式和批評方法似乎是大陸學者用了幾十年的方式和方法，即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意識形態的方式和方法。大陸的許多批評家以往在作文學批評的時候，無論他所肯定的作品或者他所否定的作品，常常是如此這般操作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對《紅旗譜》、《紅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就是這樣評論或批判的。有的批評家一直延用到現在。但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各種批評方法逐漸使用起來。例如對《靈山》的批評，就有南京大學趙憲章教授的《【靈山】文體分析》。因為文學是極其複雜的社會審美文化現象，它有各個層麵的內涵，應該用多種方法、從各種層麵加以解析。
最後我想再說一句：生活是複雜的、多麵的，不同作家也各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場。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陸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同的作家完全可以從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對這些變化進行描繪，包括描繪變革的艱難、痛苦與喜悅，包括鞭打和批判，也包括對新事物、新現象的肯定。
（2003.11.29在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兩岸文學五十年》討論會對台灣政治大學唐翼明教授發言所作的評議）
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感受
中央台“一個作家和一個城市”，介紹了劉心武（北京）、李寬定（貴陽）、鄧剛（大連）、鄧賢（成都），還有昨天到今天（2003年8月10日）的孫甘露。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獨特語言和獨特世界。
海碰子鄧剛，當年給我印象很深，因為他很獨特。現在我又知道了他貼麵耳的故事——過海關，護照照片看不到耳朵，不準過關；當場重照，依然！爹媽生就一雙貼麵耳。百般無奈。那也不行！再照，隻好別人從後麵用手支起他的耳朵。這是真事兒，卻是極好的相聲素材。
孫甘露借用一個外國（美國？）作家的話說上海：這是一個存放信件的地方。他生在上海，但沒有故鄉感。故鄉是他鄉。
孫甘露還表述了對“慢”的讚頌。他向往慢，欣賞慢。很獨特。如果一個人能夠有自己的感受，又能夠用自己的話說出來，他就是作家。當年，我四歲的兒子男男說出“我能直接從幼兒園離休嗎？”那句名言時，語驚四座，那一刻，他是個作家。那時我兒子最不願意去的地方是幼兒園。他看到媽媽成天上班，從早到黑，沒有時間帶他，而奶奶則頗悠閑，還可以陪他玩兒，有奶奶，他可以不去幼兒園。下麵是當年他同奶奶的一段對話。
男男：“為什麼媽媽老不在家，而奶奶老能在家，還陪我玩兒？”
奶奶：“奶奶離休了，有時間。”
男男：“我能不能直接從幼兒園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