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到達娘娘窩，便已如回到故鄉。到了娘娘窩，作家更是放開筆墨，讚美那裏如詩如畫的自然山水，描摹那裏的風土人情，回顧山村的曆史變遷。湧現在作家筆端的，是濃烈的感情和不可抑製的訴說欲望。作品裏隨處可見的對娘娘窩山水風光的細致精美的、長歌短賦般的描寫，使整部小說蕩漾著濃鬱的詩意。在關於娘娘窩曆史的敘述中，作者追述了這個村落的形成、發展的曆史，三大戶族的來曆，各自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地位，相互之間的恩怨情仇等等。熟悉方英文成長背景的人不難理解，作品中對娘娘窩曆史的描述，是以作家自己的家鄉為原型的。在這樣的描寫中，左右著作家筆端的，似乎是他對故鄉釅得化不開的情感，是植根於他的生命深處的“故園情結”。讀者如有興趣，可參照閱讀他的散文名篇《故園草稿》（見《散文·海外版》2005年6期）。
從文學創作的心理動機而言，文學作品是作家內心強烈的意欲客觀化的結果。這種意欲既外化為情節、人物，也構成作品主題表達的內在動機。當宋隱喬在城市中有一種強烈的“客居感”時，他的內心深處就潛藏著一種“家園意識”和“追尋家園”的朦朧願望。在山裏，他強烈感受到自然的純潔安詳，美妙和諧，以及無比強大的生機勃發。這給了他難以言喻的心靈撫慰。恍惚間，他的困頓的精神似乎得到了詩意的安頓。由此，作家把自己的“故園情結”升華為精神追尋的主題。
但自然山水真的能作為人的精神、心靈的家園嗎？人一旦進入文明的門檻，一旦以自己創造的文化把自己與自然區分開來，就再也無法以自在狀態回歸自然，與自然合而為一了。人，作為文化動物，對自然的一切審視必然都是文化意義上的審視。在宋隱喬對自然山水的讚歎中，總是脫不開與城市的比較。這樣一種用自然山水之美來反襯城市之醜的修辭方式，早在十八世紀歐洲早期浪漫主義詩人作家的筆下就出現過。在他們的筆下，“農村”、“自然”，往往代表著和諧溫馨、純潔與美好，代表著人類“黃金時代”的文化特性；“城市”則代表著以欲望、扭曲、異化為特征的現代文明的一切醜惡。這些站在各自社會轉型門檻上的詩人，由於他們的目光是向過去、向傳統回顧的，我們就常常簡單地斥之為消極保守，甚至落後反動。實際上正是他們以天才的敏感心靈，感受到了社會轉型過程中文化斷裂帶給人的精神上無可歸依的痛苦，他們的態度裏飽含著對逝去的精神家園的無限依戀和懷念。他們筆下的自然，並不僅僅是純粹客觀意義上的自然，而是帶有強烈的文化指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