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誌安心理分析的再一個特色就是人物“性心理”的真實描繪。八六、八七年曾被人稱作是“性探索年”。鄒誌安敢於大膽地寫“性”，應該說有時代的烘染作用。但他所表現的“性意識”，既不受弗氏理論的影響，也絕非自然主義的直觀表現，而是在“審醜意識”支配下致力於生活原色的描繪。他一方麵肯定人物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方麵正視人物靈魂深處的惡與醜，甚至不迥避人物的粗鄙形態。正象他在作品前言中所講的：“不該避諱的就決不避諱，但無意義的刺激也不去有意追求”。愛情心理永遠不可能遊離於“性心理”，“性火”不僅是情愛的生理基礎，它同時也構成了“人”最神秘、最有力的一種存在。人類的性愛活動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愛情，二是性欲，三是道德，這三者互相關連，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了一個穩定的三角形。而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性愛就不可能完滿健全。鄒誌安筆下的種種愛情悲劇正是這“不完滿健全”的逐一體現。他的作品中更多地是表現沒有“愛情”的“性欲”和沒有“道德”的“性欲”，因此，“性與暴力”就成為他小說的一個重要表現內容。這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文學母體，先民們除了創世的想象之外，就是對“性”傾注了洶湧的激情。不過，每一個時代的作品所表現的是不同的“性掠奪”形式。“性”既通向人類的幸福，也根連著人類的苦難。在“性與暴力”中，隱含著人類悲劇命運的深廣內容，它為我們揭開了“人性”的又一層苦澀之謎。
在《愛情心理探索》的係列作品中，沒有“愛情”的“性掠奪”比比皆是。純粹以“性”獵取為樂事的解林宇，好色之徒王明明，不擇手段的曹三強，卑鄙奴顏的劉超，這些人物或打著合法“婚姻”的招牌蹂躪女人，或拿著金錢去交換女人，形式不同，卻都是殘暴的“性掠奪”。在這裏，作者極其真實地表現了道貌岸然的解林宇陰暗醜惡的性心理：玩厭的女人就象扔掉的抹布，沒有絲毫的留戀，有的隻是一種比較和回味。難怪歡歡、川兒之死，他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王明明，這個暴發戶之子，他所想要的就是“希望能找一個紅潤豐滿、胸部突出、臀部渾圓的媳婦兒”，他所懂得的就是“三十塊錢可以摸一下劉小虹的乳房”。“金錢”可以換來“性”的滿足，這古老的悲劇一直演到今天，人類離真正的文明還那麼遙遠，可悲、可歎！然而更可悲可歎的是曾經品嚐過“愛情”的劉小虹卻為“換來”的100元而心滿意得，被王明明遺棄後她竟願意以金錢相補償。在這裏，“性掠奪”都是在“兩廂情願”中進行，“暴力”化作了“公平的交易”，無論法律多麼健全，道德多麼嚴峻，卻無法掩飾“人”的素質低劣和卑下。
在鄒誌安作品中，還大量描寫了沒有“道德”的“性欲”，即“婚外性關係”。何文玉，這個漂亮而痛苦的女人，作者細膩地表現了她得到權勢後的“愛情失落”以及她尋求補償的陰暗心理，尤其是揭示了這個已婚女人向陳可春施展自己性魅力時的複雜情緒。在她的性心理中，既有向生活反抗的覺醒因素，又有滿足私欲、傷害她人的不道德因素。她的痛苦隻是她個人得不到幸福快樂的痛苦，而絲毫沒有體察別人的痛苦的矛盾和內疚，因此，她的“性心理”便具有了低級、陰暗的意味，從而無法上升到崇高的精神痛苦的境界。除此而外，《女性的騷動》中的馬肖對性快樂的貪婪，《迷人的少婦》中陳可春對“性誘惑”的屈服，《獨身女人》中對“美色”的占有欲和破壞欲等等，都向人們展示著婚姻中的男女對“性”的片麵追求，這是“人性”中墮落的一角。
楊大蘭，這個當今小說人物畫廊中的獨特存在，鄒誌安在她的悲劇命運中力求表現的則是“性”的盲目和非理性惡果。楊大蘭，曾經失去了生命快樂的不幸女人，一夜之間領略到了床第交歡的“至樂境界”，從此，她把“性愛”當作了婚姻生活的全部，盲目地、無休止地追求這快樂，直至悲劇的來臨。她不懂得生命的規律，不懂得性愛的物質基礎，更不懂得“愛”的精神力量在婚姻中的根本作用。在這裏，作者極真實形象地描寫了楊大蘭對“性”的瘋狂渴望以及在得不到滿足時的仇恨變態心理。證明了瓦西列夫在《情愛論》中所指出的：“性欲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如果失去控製，它就可能成為災難。不應該把精神和肉體分開，把夢想和現實分開。這會導致人的本質的變態，導致扼殺生命”（7）。楊大蘭，這個本性善良、熱愛生活的女人，她的最終毀滅令人扼腕，她的人格扭曲具有著深刻的懲戒意義，蘊藏著作者對人類理性的深切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