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鄒誌安的“性心理”分析已經具有了自己鮮明的特色。從人物的心理本質上看，他主要表現的是“情”與“欲”的分離，特別是人在“欲”中的墮落和毀滅。這一方麵是因為作品思想主題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作者對“性愛”的基本態度使然。如果與當今文壇的“涉性小說”相比較的話，就會發現鄒誌安並不熱衷於表現“情”與“欲”的對立，他很少將“性”的力量作為一種生命力衝動的最強體現，例如莫言的《紅高粱》、洪鋒的《生命之流》等。這些作品均是以一種野性的騷動給文學帶來了強悍的生命衝擊，這使得鄒誌安所表現的“性生命”原色裏缺少了一種更富有時代感的文化意象。如果我們再做縱向的比較，“五四”時代的性愛小說所表現的主題已經是精神的自由與行動的不自由、理想的高揚與現實的製約，覺醒的人與不成熟的曆史條件之間的矛盾和痛苦，是“愛情”的反叛以及與“衛道者”的鬥爭。鬱達夫當時就強調國人的種種情欲中間，最強有力、直接搖動我們的內部生命的，是愛欲之情。在“五四”時代的性愛小說中，作為人性的基本原素和人的重要本能的“性欲”，不但獲得了存在的權力，而且具有了“美”和“善”的理想品格，人們所關心的已不是“結婚的，還是私通的”，而是“相互的愛”（恩格斯語）！可是，鄒誌安的“性心理”世界中還僅僅是“欲望”的亟待覺醒，而不是“覺醒的欲望”，這不能不說大大影響了他作品中人物的“性心理”所能折射出的理性色彩。在表現“性掠奪”的殘酷與深刻上，台灣女作家李昂的《殺夫》堪稱空穀足音，孤女林市不堪性虐待的奮起反叛，其批判鋒芒直指傳統的人身依附式婚姻。可是我們看到的鄒誌安筆下的歡歡，卻是逆來順受，隻敢在夢裏想象一點自己的快樂。在這縱橫交錯的“涉性文學”座標中，鄒誌安的貢獻在於他大膽地揭開了中國“文化荒原”上“性”的魔瓶，讓人們有價值地觀照到了“醜”的生活原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未能表現出人類高尚、優美的生命藝術以及“天地交合”的壯麗和輝煌。人類仿佛永遠處在長不大的愛情之中，那真正屬於成熟的男人和女人的驚心動魄的情感欲望還是一個遲遲不到的彼岸。也許，鄒誌安就認為生活的“原色”裏本就沒有這“彼岸”？
作為心理分析的藝術手段，鄒誌安並不注重表現人物的心理流程，而是調動了各種寫法，在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糅合參照中強化了環境對人物心靈的鑄造和製約，並且為治山上了鮮明的理性思索和抒情色彩。因此，嚴格地說來，他隻是成功地運用了心理分析這種手段來塑造自己的人物，推動情節的縱深發展，從而形成了自己現實主義的一大藝術特色。
（1）《文學評論》1990年第3期，第9頁。
（2）黑格爾《美學》第2卷，第332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15頁。
（4）《愛欲與文明》，第10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
（5）《歌德談話錄》。轉引自《文學評論》1987年第4期第160頁。
（6）席勒《審美教育書簡》第72頁，轉引自《愛欲與文明》第138頁。
（7）瓦西列夫《情愛論》19頁，三聯書店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