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在具體的小說情境中，代表盛唐文化精華的“昭陵六駿”成了杜玉田的靈魂；代表商周文化精華的“小克鼎”成了唐二爺的靈魂：“帶著唐人的精氣神”的琉璃鴟吻成了鄭四爺和他的新茶樓的靈魂，以至於招引“鳳凰來賀”；元青花鳳凰蟲草八棱開光梅瓶成了董五娘的靈魂，以至於一朝痛失便決然休夫……而正是這些視國之重器以及民之珍玩為靈魂之居所的民間人士，複合成為現今的長安城真正活著的“靈魂”——“在最高的意義上說，收藏者的態度是一種繼承人的態度。”由此構成整部小說中互為依托的一條情節鏈：從覓魂、保魂，到失魂、悼魂，作為“物質長夜”（［德］海德格爾）的“守靈人”，以杜玉田為代表的這些刻意要為長安城招魂的人物們，最終還是在殘陽中無奈地退出了時代舞台，惟留下那個由鄉下奔赴城市，由討生活、做生意到得見識、求文化，直至認領古典精神之遺脈與風骨的年輕的齊明刀，立殘陽而思接古今，發出“下一場大雪，讓丈兒八尺厚的雪埋住長安城，然後再出一輪紅日，融化那雪，讓純淨的雪水洗禮出一個新的長安城”的浩歎與願想！
斯人遠去，斯意如嵐；鄉愁依舊，傳人有待。
篇終回味，整部《金石記》，原本正是要借“金石”為喻體，並以民間人物之民間視角和民間話語，來為一座文化古城的靈魂和這靈魂的“守夜人”樹碑立傳。正是出於這樣的立足點，作者甚至煞費苦心，連書中主要人物的名姓都賦予隱喻性的文化意涵：杜玉田之於詩聖杜甫遺脈及“藍田玉生煙”的名典，楚靈璧之於傳統文化另一大係楚文化（互補於杜所代表的秦文化）的暗喻，以及齊明刀等。以此看來，指認《金石記》為當代“城市文化小說”的翹楚之作，當不為過。一部成功而堪可被指認為優秀的小說（無論長篇短篇），除了要有獨到的選材、立意和人物塑造外，還要有獨到的小說敘事才能的特別表現。換句話說，好小說不僅要故事講得好，還要以你的“講法”，為小說藝術這門“活”，多少添一點新的手藝才是。現代小說講究要將“關於奇遇的文字”轉而為“關於文字的奇遇”，雖然說得有點過頭，但刻意強調小說語言與敘事方式的重要性，還是對的。
細讀馬玉琛的《金石記》，自可發現，這部長篇不但題材獨出一門，立意宏深高遠，人物形象生動，文化含量豐厚，同時於小說敘事結構方麵，也是匠心獨運而精彩紛呈，顯示出作者強烈的文體變革意識和語言探索意識。概括而言，整部小說融發散性結構的疏朗與情節性敘事的緊湊為一體，形成整體語境野逸通透，有詩意化的雲煙感，而局部情節緊湊利落，有故事性很強的張力感；閑筆不閑，重墨不滯，好讀耐讀，文質兼備，實屬難得。僅此一點，已在陝西乃至全國近年小說創作中獨樹一枝。
具體說來，不妨先借《金石記》中的一段話為用。小說在寫到齊明刀感慨楚靈璧與陶問珠兩個奇女子，“若揉搓融合到一塊，那必是長安城最美的女子”時，進一步判定：“既真實又虛幻，既現代又古典，既可視可摸又可沉思遐想。”其實以這一判語拿來作為對整部《金石記》藝術品位的闡釋之關鍵詞，是再合適不過了。
這裏主要說“真實又虛幻”。這也是這部小說敘事手法最為出彩之處。好文章講究要有“底”有“麵”，相生相濟而並美，好小說也該如此。“底”即氣息、精神、思想而成境界，即所謂“底蘊”；“麵”即內容、形式、風格而成趣味，即所謂“氣象”。一般而言，“底”為虛，“麵”為實，以實求虛，以虛潤實，是謂常法。馬玉琛寫《金石記》，卻是“反彈琵琶”，筆走偏鋒，反虛為實，反實為虛，實為襯托，虛為實在，故生雲煙、得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