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羽的矜持是其心靈僅存的超俗性因素，它與一種美好的向往聯係著。俗透了的朱大音表麵上似乎很難理解唐子羽為什麼和梅雨妃不上床？其實，他真正難以理解得是唐子羽的矜持以及與此相關的反世俗的深層意向。唐子羽在不經意中把“另類文字”夾在自己的“學習體會”中，這盡管導致了他被罷官的結局，卻讓同事們越發覺得原本就人緣好的他更加可愛了：他居然敢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大家不敢表達的心底願望”，反對有著濃厚曆史積澱的無聊、無用、無法擺脫的政治學習和大批判。他的同學和朋友都清楚，唐子羽雖然是個“沒用的好人”（這其實是彼此間的戲謔之語，如同唐稱梅為“廢品”，梅說唐是“廢品天才”一樣），卻“樂意幫助”別人，“最喜歡看別人因他的幫助而獲得某種成功”。他別出心裁地早早為自己在“長天墓園”安排好了墓地，並且精心地、“不亞於擇偶”地擇鄰而處。由於他有感於人世間“生也網中，死亦網中，似一隻小飛蟲，始終逃不脫一個網字”，便不無極端地表明自己“寧願跟小偷、妓女、酒鬼朝夕相處，”也不“與一幫我們討厭的人為伍，比如局長、警察、記者、律師、醫生、文藝評論家，以這些人為鄰居，那我們算是下了地獄。”唐子羽的這種選擇肯定會引起世人的某種反對，但真正平心靜氣地想來，個中確有一種不俗的銳意。正是這種銳意，使他在得知包括自己的家人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人，以為他經不住被免職的挫折而自殺的議論後，不僅深感這是自己的“奇恥大辱”，而且“透入骨髓地感受到了孤獨和悲哀”，不得不正視聽、除流言。唐子羽骨子裏的這種銳意，是與已經世俗化了的“官本位”體製和觀念不相容的。他是那麼鍾愛梅雨妃，認為她是能夠讓自己心靈充分感受到“我們活著”，“我們像人一樣活著”的女人。可是，當梅發現了他本想送給她的紅紗巾後，突然一反自己溫雅的常態，不願弄明白真相便俗不可耐地臭罵他，而且無理地要把紅紗巾撕碎、拋棄。這對唐子羽的精神震撼太大了！“紅紗巾（他心靈裏的一塊綠地）升到幾丈高，翻了幾個跟鬥，然後自由地舒展開，像一朵燃燒的落霞，最後一次放出光輝，便一下子跌進河水，衝進石縫了。”這是他那種銳意所無法接受的，雖然梅雨妃“大體上還算個可愛的女人”，“隻是眼下，千言萬語真不知說什麼好……”
有著反世俗深層意向的唐子羽當然不會是“多餘的人”。且不說他實際上已經作為一社會意願的代表，以十分較真的態度與傅市長論平等：同為市民，為什麼你講的話我們就非得學習體會一番？也不論他作為一種世俗力量，特別厭惡媒體為大眾分階段地製造完美的英雄模範人物，讓人生活在夢幻的崇高中。僅看他在去鹿池河的路上，麵對田野裏一望無際的萌萌綠，一種由衷的深厚文化體驗和偉大的豪情所構成的心境，就能看出他於社會並不多餘：“那時麥苗，它們像充滿靈性的淡綠色漢字，雖柔弱卻親密無間出強大的陣容，詩意地排印在遼闊深遠的大地上，排印出五千年的農業文明，排印出兩千年的詩詞歌賦……”唐子羽“那顆飽受屈辱的，眼看要枯萎凋落的心靈漸漸複活了”，“一種偉大的豪情，一種嬌嫩的幸福，使他感動的淚光閃爍。”“他的心中舞蹈著兩個最好的漢字——我們愛……”唐子羽愛這個國家、愛這個民族，隻是說明白了，依他的個性那反倒俗氣了。他不僅不會成為這個社會的多餘人，而且正相反，他是與社會主流力量異趣的一種改造社會的潛在（正好如同他本人所發現的人體未長出的“汗毛”一樣）力量。
文化是大寫的人性，個性是小寫的文化。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唐子羽既甘願做個大俗人，又在心靈深層保留著反世俗意向，這種悖論性的生存，終究使他沒有成為真正積極的文化存在。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為的基礎，都是自己深層的激勵結構。導致唐子羽不能成為積極的文化存在之根本原因，是他通過“記錄社會上的傳聞”而在自己心靈紮根的一種非意義化的生存理念。就是這種生存理念消解了作為他行為基礎的激勵結構。在他的“袖珍文摘報”裏有一則他本人體會頗深的《絕望》：
甲：張三寫了一部長篇小說。
乙：寫了長篇小說又能怎樣？寫過長篇小說和能寫長篇小說的人太多了。
甲：張三的長篇小說出版了。
乙：出版了能咋？說不定自費出版的呢。
甲：差矣！張三的長篇印了四萬冊，稿酬加版稅，賺了八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