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人生價值取向，倒使唐子羽有了自己的“自由”。他在一個可有可無的局裏任最末一位副局長，不管具體實事，索性就不大敬業起來，高姿態，做個順水人情，把“功勞”留給別人；他還可以不要理想，在做個“稱職工具”、“從不撥弄是非”和“堅定不移地維護一把手的權威形象”的前提下，不計較副局長的身份，和同誌們“胡說八道”，逗笑取樂，甚至公開宣布自己的“做官秘訣”，別人跟他接觸不用有什麼防範心理；他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或給朱大音出謀劃策讓其與傅市長拉上關係，或動用自己的關係，讓當年的同窗好友姚海貴在其所辦報紙上炒作朱大音；他可以視家庭為“鈍器”，把夫妻做愛當作“家庭活動”，認為“十六年如一日地愛一個人，跟十六年如一日地頓頓吃紅燒肉有什麼區別？如果這也算愛情，那麼這愛情也未免太荒誕了！”於是，他盡管麵對妻子不乏“內疚”之感，還是要實施自己的“紅杏出牆”工程；他主張人性開放、不要約束。於是他嫖娼，兩年前，每當跟（一般）妓女完事後，他都深感空虛和委屈，臭罵自己是“無恥的男人”。有了煩惱，他便聽從朱大音對“領袖”性問題的關懷，去和高級妓女潘小姐鬼混，事罷照樣自責一番墮落；他追求梅雨妃，視她為“女神”，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因為她能喚起自己“純情少年的感覺”。然而，“他第一次見梅雨妃時，就產生了一個幻覺：他已經將她赤條條地摟在懷裏了”。最後仍是廉價的自我裁決：“我想在你麵前努力成為一個高尚的人，可我下流慣了。”
唐子羽的“自由”，一方麵是自我放縱，一方麵是自我批判，這種心靈上的悖論，使其能夠保持著一種獨特的敏銳、智慧和矜持。在他從機場接梅雨妃進城的路上，“一絲孤獨恐怖的感覺突然湧上心頭，他覺得美呀，愛情呀，綠樹流雲呀，都在飛速地潰逃，飛速地奔馳，你毫無辦法，你伸出雙手，拚命地一抓，攥緊，再縮回手，展開手掌，仍然發覺兩手空空……”這是唐子羽對自我們生存狀態的敏銳感覺，由此出發，他常常對自己有不無痛徹的怨恨：“我們憎恨我們自己的懦弱，我們恨我們沒有勇氣拋棄這一切，假如我們能像鳥兒一樣飛他媽的翔，該有多好！”可他飛不起來，一旦沉入世俗，人生之網便把他捆得緊緊。然而他的智慧，卻足以使其看透某些世事，甚至以玩世不恭的手段來戲弄人生。憑著自己的“慧眼”，他把局長的心思看破，竟然以貌似專注聽講，一絲不苟記錄，胡謅“做官秘訣”，得寵於局長，不費吹灰之力地當上了副局長。隻要上了所謂“級別”，他便敢進一步按自己的意願為人處世了，他明白這個製度是不會把一個不出大格的幹部輕易撤換掉的。他給自己定了一個人格底線：不僅自己不再謀官，而且討厭別人（包括妻子嘉賢）謀官、談官、媚官，以確保自我人格的必要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