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境界也出現在《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長篇作品中。這些作品不隻描寫孤立的存在，而是著力表現關係的存在；不是隻描寫靜止的生活，而是著力表現關係的存在；不隻是描寫生活表層的瓜葛，而是去揭示生活深處的構架，具有誘人的欣賞張力和魅力。作品當然也對生活的某一個局部作自己的哲學解釋，但主要是力圖對人生與世界作整體的哲學把握。
應該說，這些作品程度不同地從正麵或反麵強調了精神力量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彌補了八十年代以前文學對民族整體精神素質的重要性表現不力、認識不足的偏向，對極左思潮影響下文學熱衷於表現曆史生活中的唯政治意誌和唯政治精神也是一種反撥。
需要特別在這裏提出的是，這些著重揭示曆史的精神動力的作品的創作者，大都出身於農村，對土地——母親、人民——實踐有著“戀母情節”，這一點在路遙、陳忠實、鄒誌安、京夫這個廣有影響的小說家群體中表現得最突出。因而，他們在表現曆史的精神動力時，內在的感情傾向又是倒向社會實踐和社會實踐者一麵的。其實正是因為對人民和土地的深湛愛戀，才使他們痛切感受到農村、農民需要新的文化知識和理想的精神境界，才使他們從自己的審美理想出發將筆下的農民主人公描繪成鄉裏的仁人誌士或智者哲人，描繪成精神的高尚者。在他們的作品中，勞動和勞動者，一直處在神聖的地位。這種農家子弟的感情傾向和藝術家審美理想的結合，使這些作品能較好地處理曆史的精神動力和實踐動力的關係，能較好地處理作為主角的鄉裏偉人和他們賴以生存的大地母親的關係、和整個勞動者群體的關係。
路遙喜歡寫精神的強勇者，但這些人物具有的並不是一種孤立的個體人格力量。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複表現過土地、人民對這些勇者的哺育，用許多鮮活的生活畫麵、生活意象和哲理性議論，反複敘述著一個真理：不是舊有的村社經濟和村社文化造就了鄉裏偉人，而正是新的曆史實踐、新的經濟因素、新的文化結構和人格力量使人從鄉間走出來，和村社經濟、村社文明拉開了距離，才開始了自己新的新人的生涯，開始了中國農村新的道路。由於有堅實的唯物史觀作基石，在上述小說家群體的作品中，我們難以感覺到眼下有些作品中流露出來的由於重視曆史的精神動力便藐視勞動者和他們切實的曆史實踐活動的流弊。
這些側重揭示曆史的精神動力的作品，不但反映了當代對曆史精神動力的最新理解，極大地拓展了我們對進步的、美善的精神在曆史進程中作用的認識，有的作品在這方麵還達到了相當的深度，甚至可以說具有了某種科學發現的性質。《白鹿原》在曆史動因的揭示上，在深刻開掘社會運動、政治軍事鬥爭生活的同時，提出了，對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維護和揚棄、固守和更替往往是曆史演化、社會進步更重要、更強大的杠杆，往往有著更長遠的生命力。是確有見地的。
這個特色在陝西的長中篇中一直貫穿下來，不斷有所發展。這個發展，是不是可以說表現為“生活哲學——人生哲學——生命哲學”的升華過程。
對人生哲學和生命哲學的思考，可以歸結為對人的關注，對人的解放的關注，特別是對精神個體的解放的關注。曆史的進步和人的解放同步，而曆史的進步最終歸結為、特別在文學藝術中最終表現為人心的解放和人格的重鑄，這是我們從路遙曆史意識中諦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