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的《最後一個匈奴》，也是一部社會政治史、文化史和人性史多維交彙的長篇。作家沒有摒棄環繞革命史碑載性重大事件來展開政治鬥爭和社會生活畫卷這一革命題材常見的寫法，卻更致力於對這一段曆史作文化人類學的開掘。故而他的視線由導引曆史活動的領袖人物身上，更多地轉移到參與曆史活動的老百姓身上，由關注社會的“分子”更多地關注社會的“分母”——我們看到，小說致力從大量平凡百姓的生存狀態中去探尋一場革命的緣由。由主要關注社區人生的集體無意識，即種種保存於民間的獲得性的社會文化遺傳，展示了陝北社區豐富的生存意識，呈示出沉滯的地表下那雄強抗爭的精魂。他甚至還同時關注到先天的非獲得性遺傳，從陝北特有的民族沿革和血統基因中去追求一種騷動的生命力原。“楔子”一章，可以視為這一思考的藝術宣言。上半部力圖從人類文化學和地域文化學的角度解釋第一代的陝北革命鬥爭生活；下半部又力圖將第二代在極左思潮和路線鬥爭中遭受迫害表述為人性的壓抑、挫傷在人民滋養下的康複過程。作品展現了遺落在黃土地上最後一代匈奴——陝北人命運的坎坷和精神的複雜及其所造成的悲壯和悲切。
程海的《熱愛命運》可以說主要是表現人性發展曆程的一個段落的，是著眼於人性史的。人性文化意識是這部長篇主要的立足點。小說通過主人公和幾個女性的關係，寫了他人性和感情生活中的三個分裂的層次，即欲愛、情愛和婚愛，以及這種分裂造成的心靈痛苦。小說有意將故事的時代背景、人物活動和社會環境虛化，也淡化了與人性曆程關係不大的人物的其它活動。與此相應，還在藝術上追求主觀色彩相當濃鬱的心理經驗、感覺經驗，這就從各方麵突出了人性史的追求。
注重表現社會史和文化史的作品，雖然展示的是獨特的個體人命運，卻總是力圖通過個體人的命運去觸發對群體人命運的普遍性關注，或者力圖通過獨特的人物關係去輻射社會層、文化層群體人的活動。寫人性史的作品則由更多地關心群體人的命運開始轉而更多地關心個體人的命運，雖然它也終究要展示人性發展史的某一個段落，並引起普遍性的思考，這種輻射卻埋藏的遠比前類作品為深，加之又常常被個性化的生活材料、感性色彩和藝術追求所掩蓋，便使讀者感覺到原來理解的那種史詩意識實際上已經很淡漠，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消解史詩的情況。
賈平凹晚近的小說如《秦腔》《高興》中，我們感受到的信息是，曆史其實是無主流、無主角的，曆史的足跡中，不是或不隻是那些大事件、大人物、大思想留下的大腳印，倒主要是小民百姓、芸芸眾生不經意留下的小腳印。這些腳印可能沒有清晰的目的地，沒有鮮明的界限，沒有深刻的理性，也缺乏應有的力度，自在而自為，雜遝而混亂，沉緩而凝滯，遊移而頹喪，很難呈現出各種線性規律——但是生活就是這樣，曆史就是這樣。在這些作品中，曆史理性、曆史規律和藝術史詩追求，隨著曆史主角的消解而消解。史在非史中存在，律在無律中發展。對這種非史之史、無律之律的生活作藝術表現，正是作者的追求。
五
從五、六十年代起，陝西幾部重要的長篇作品，如《保衛延安》、《創業史》，由於重視史詩的追求，就以濃重的哲理色彩和流貫的哲理氣氛著稱文壇。這和作家的哲學根柢分不開，在《創業史》中，生活向史升華，史向哲學升華。這是它深刻性極重要的因素。作家的哲學根柢沉入作品的最底部，通過結構、情節、主題、人物、語言散射出智光。讀者似乎不能具體地捕捉住它，又處處感到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這種哲理不是對生活某一局部的解釋，而是作者對世界的整體把握。它支撐著整個作品，使之獲得了巨大的張力和誘人思索的魅力。全書因為有了它而變得沉甸甸。這已遠不是一般的哲理性了，它升華為一種曆史哲學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