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在談到《創業史》的創作時，曾明確地認可了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中對合作化初期農村階級狀況的分析對小說人物關係設置的指導性作用，他在“出版說明”中又明確地指出，《創業史》著重表現的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心理的變化過程。”在這種變化過程中，留下了鮮明的政治烙印。這是那個時代人物心理感情的真實，也和作者的曆史觀和審美視角及作品特定題材的要求相吻合。正因為作者重視了這場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心理的變化的過程”的展示，使作品由真實達到深刻。
杜鵬程的《保衛延安》以革命戰爭中重大的曆史事件為依托，在人物命運的交織和性格衝突中，展開著作品所描寫時代的主要矛盾。用時代精神衡定評價人物和事件，因而政治是非道德善惡常常是合一的，加之，又以曆史感和哲理感很強的筆調描繪社會心理和人物感情，更體現出一種崇高之美。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和賈平凹的《浮躁》體現出來的曆史觀，也大體可以歸入此類。隻是由於社會的發展變化和時代總體認識水平的提高，使他們更側重於從社會文化、社會心理曆史的大背景上去把握生活，因而視野更開闊，視角更多樣。
其二是立足於曆史文化意識，主要描繪經過文化心理沉澱的曆史生活，構成一種審美形態的文化史。這類作品當然同時也是社會生活史，但它觀照社會生活的主要視角是文化心理，即彌散於生活中的無意識文化，而不是意識文化。這些作品也宏觀地展開社會生活和政治軍事鬥爭，也寫家族史、村社史，也寫生產活動和經濟活動，也寫人情人性，但是相當程度上超越了貼近的立足點，大幅度拉開距離，在曆史全景中作遠望和遙感。這類作品將文化作為社會生活各類實踐活動的最後歸宿和溶液（即湯因比所說的“文化湯”），總是待現實生活轉化為一種文化積累和心理沉澱之後，再行表述。因而這類作品在反映曆史生活時，視角既多又以文化湯溶彙貫通，顯得更生活化平民化，更便於寄寓象外之旨、象外之味、象外之氣，從而獲得了一種史詩氣魄。
陳忠實的《白鹿原》在這方麵有成功的探索。在《白鹿原》中，作品所表現的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運動，社會的、村莊的生活和道德精神麵貌，無不浸淫在中國曆史千百年釀成的文化湯中。具體的社會生活和精神麵貌是在不斷變遷之中的，時過境遷，讀者也就難於相通和共鳴，唯有這文化湯具有相當的恒定性，異時異地的讀者們常常生活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湯中。這樣，文化湯便成為一種溝通作品和讀者的良導體，一時一地現實社會具體而細微的生活，通過文化湯的傳導，輻射更久遠更廣闊的欣賞接受時空。因而，《白鹿原》突破了此前許多長篇反映現代中國社會以革命曆史為主，描繪人物主要著眼於政治鬥爭生活和與此相關的內心生活這樣一個局限，以文化感涵蘊社會政治、道德、人性，展開了宏大而細致的全景史。作品從複合的多維的坐標出發，寫了現代農村生活中精神領袖、政治領袖、家族領袖、世俗領袖的適度分離和分離中的交纏，表現了中國現代國家政治、村社政治、家族政治和傳統精神文化生活的若即若離。在這塊白鹿原上，不參政的閑雲野鶴式的精神文化領袖（如白嘉軒和朱先生）和掌握了村社行政權力卻不能真正左右村社生活世俗領袖、民間政治領袖（如鹿子霖），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角國共兩黨骨幹分子（如田福賢和鹿兆鵬）分立而並存，衝突而滲透。而國家政治局勢和村社政治生活，雖大體同步又常常錯位。作品著力表現的是源遠流長、無處不在而又根深蒂固的村社儒教文化對現代社會各方麵的滲透和在現代社會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它對現代政治經濟生活致命的影響和無法抗拒的改造，並時時用真善美來製衡傾斜的現代生活。
其三是立足於人性文化意識，主要描繪曆史主體人的發展進程，構成一種審美形態的人性史、心靈史。其實更確切地說，《白鹿原》所追求的曆史感，即作者書前引用巴爾紮克的話所表白的“民族秘史”是民族文化史與人性史、心靈史的交融。從這個角度看，全書人物譜係的兩個相斥的極點——白嘉軒和田小娥，正是傳統道德文化的衛道者和傳統道德文化的轟毀者的代表，或者換種說法，是扼殺人性者和張揚人性者的代表。白嘉軒通過“靈”，即傳統道德精神和行為規範，凝聚社會力量，加固精神堤壩，最後成了聖人；田小娥則通過“肉”，喚醒人們心中人性和生命解放的欲求，最後成了魔鬼，死了也要被鎮在塔下。文化史和人性史的鬥爭既神聖又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