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當代陝西長篇小說研究(1)(1 / 3)

總述

在各種文學藝術形式中,小說是一種古老而又年輕的種類。我國小說從古代的神話傳說到魏晉六朝的誌怪小說,從唐宋傳奇到明清古典小說的臻於成熟,從五四前後白話小說的勃興到其後整個二十世紀在曲折的發展曆程中不斷取得豐碩成果,在各種文學形式中越來越豐富完善。長篇小說作為文學園地的重武器,影響更是舉足輕重,成為衡量某一民族、國家或地區某一時期文學成就大小的重要標誌。

陝西當代的長篇小說創作,在中國當代小說發展史上,占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這不僅因為陝西在新中國建立後的不同時期相繼出現了諸如柳青、杜鵬程、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幾位堪稱一流的全國小說名家,而且如果按以省為單位的地域來劃分,陝西長篇小說的成就無論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時期還是1978年後的新時期文學階段,都居於前三位的行列。這不是自我吹噓,而是有事實為證。在1978年迄今出版的幾十種不同名目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論及十七年時期的長篇小說,設專門章節重點分析的十多部中,幾乎都包括了杜鵬程的《保衛延安》與柳青的《創業史》,所謂“三紅一創,青山保林”之說,以上兩部也在其中。再看新時期以來三十年有影響的長篇小說,文學史中列專節分析的一二十部中,大都包括有《平凡的世界》《浮躁》《白鹿原》這三部陝西作家的長篇;在二十世紀末由北京大學中文係、北京圖書館等單位組織評選的“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中,新中國成立後50年大陸的長篇小說共入選12部,其中包括《保衛延安》《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四部陝西作品,占了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他為梁斌《紅旗譜》、楊沫《青春之歌》、羅廣斌、楊益言《紅岩》、古華《芙蓉鎮》、王蒙《活動變人形》、張煒《古船》、宗璞《南渡記》、姚雪垠《李自成》),在各省市中超過北京的三部,位居第一;另一個參照係是茅盾文學獎(盡管不少人對此不以為然,但除此外我們又能有什麼更科學合理全麵的評價標準呢?),從八十年代初到2008年共評了七屆,有31部作品獲獎,其中陝西作家三部(《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在各省市中僅次於北京,位居第二。如果說這些由專家學者們評選出來的名單未免帶有個人好惡和經院氣,那麼從發行量來看則是衡量一部作品在讀者中的喜好程度、影響大小的重要標準的話,恐怕沒有人否認《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廢都》正版、盜版數量均居於八十年代以來長篇小說前列這個事實了。

陝西的長篇小說創作在十七年時期從數量上看並不占優勢,公開出版的隻有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和柳青的《創業史》兩部(柳青建國初在北京工作時曾先後出版了《種穀記》《銅牆鐵壁》兩部長篇,似不應歸入陝西文學的成果中)。但這兩部作品卻分別成為“文革”前全國長篇小說中描寫革命戰爭和農村現實生活兩大題材領域的代表,因而被列入新時期幾乎所有當代文學史中。所以,十七年時期陝西長篇小說創作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少而精”。

經過“文革”十年斷裂,新時期文學複興後,陝西的長篇小說創作與其他省市比起來,起步很晚。到了1985年,陝西還沒有一部長篇小說問世。以至前兩屆茅盾文學獎評選時,陝西作協竟沒有可推薦的參評作品。而這時賈平凹、陳忠實、路遙、莫伸、京夫、鄒誌安已先後獲得過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在文壇聲譽鵲起。這些出身農村,像農民一樣樸實、像黃土地一樣沉穩厚重的作家,可能把長篇創作看得太莊嚴、神聖了,因而不敢輕易涉足。這種中短篇繁榮,長篇滯後的狀況,引起了文聯、作協及政府宣傳文化部門領導的重視,於是,便由幾家聯合於1985年8月相繼在延安、榆林召開了“陝西長篇小說創作促進會”。這次會議分析了陝西小說創作的形勢,肯定了中短篇小說創作取得的顯著成就,認為一批創作時間較長、生活和藝術積累較豐厚的作家已經具備了向長篇衝刺的實力,應該鼓舞他們樹立起向長篇小說領域進軍的勇氣和信心(實際上,路遙、賈平凹此時已進入長篇構思創作階段)。

這次促進會可以說是新時期陝西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轉折點。次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發表,並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緊接著,1987年1月,賈平凹的《浮躁》在《收獲》發表。像十七年時期的《保衛延安》和《創業史》一樣,這兩部長篇一問世,立即在文壇和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顯示了新時期陝西長篇創作起步遲、起點高的顯著特點。陝西作家群終於有了新時期以來的第一批長篇小說,而且一開始就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藝術品位。隨後又有了任士增的《不平靜的河流》,王曉新的《地火》,李天芳、曉雷的《月亮的環形山》,莫伸的《山路彎彎》,趙熙的《女兒河》,京夫的《文化層》,王寶成的《饑荒與愛情》,王蓬的《水葬》,李康美的《情恨》,沙石的《傾斜的黃土地》,李春光的《黑森林,紅森林》,李鳳傑的《水祥和他的三隻耳朵》,臨青的《解放濟南》,馬建勳的《國魂》,李佩今的《敢死隊長》等等,開始呈現出長篇小說創作的第一個潮頭。應該說,這主要是作家創作的自然發展,不能完全歸於一次“促進會”的功能,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當時作家協會負責人對陝西作家創作能力的判斷是正確的。“促進會”恰當其時起到了促進作用,推動了陝西長篇小說創作局麵的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