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新鮮出爐的導演口水仗發生在兩位黑人兄弟之間，斯派克·李屢次三番批評“黑瘋婆子係列”的泰勒·派瑞：“看什麼人的片，投什麼人的票。”顯然是怪對方的低俗喜劇讓同僚失去政治判斷力。派瑞怒了：“我受夠了他媽的斯派克·李，你們可以這麼寫——派瑞叫他直接下地獄。”瞧，他們說同行的時候所用論據也並不內行，口氣還狠過外行，證明“品頭論足”也是天性，是與“不想被批評”一樣的天賦人權。
背後悄悄說的另一副作用是沒人聽得到好話。大家辛苦一場，為的就是聽好話，這點無人例外。指手畫腳的評論者也希望他的審美得到認同，如果你變成龐大群體中唯一喜歡《專扁衰仔》的人，那感覺跟進了集中營沒什麼兩樣——這時候如果碰到第二個，肯定會相愛的。
至此，我終於找到了近乎完美的勸架之道，不如以後都隻說好話，壞話就讓它微笑不語吧——優點在於導演這邊隻聽讚美，影迷那邊遍地知音。如此，影片獲得認可的程度就與大家談論它的總量成正比，不是有很多人抱怨“爛口碑好票房”嗎，現在都解決了——上映半個月還找不到一篇影評，哀哉！導演依然會傷心，但程度會降低。比較一下，在“看過所有王家衛”的前提下，“隻喜歡《神探飛機頭》”和“討厭《花樣年華》、《春光乍泄》、《阿飛正傳》、《東邪西毒》、《2046》……”的意思一樣，哪個更刺耳？
當然，這一製度建立在電影人與影評人不發生奸情的前提下，不符合我國國情。至於老外，雖然達不到神州水軍驚人的規模和GDP，卻也並非卡普拉電影中的詹姆斯·斯圖爾特——因特殊原因有違職業道德的事情，他們一樣幹得出來。
如果她仍在世，6月19日將是寶琳·凱爾的92歲生日，差不多就是這期雜誌出刊的日子。凱爾為《紐約客》寫過23年影評，羅傑·艾伯特和前文提到的阿蒙德·懷特都受到她的影響，總之很牛逼就是了。在1978年3月的《紐約客》上，凱爾表揚了一部叫《手指》（Fingers）的電影——你當然沒聽過，誰都沒聽過——這片在當時口碑並不好，凱爾卻將新導演詹姆斯·托貝克（James Toback）與奧森·威爾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相提並論，還說“影片吼出了導演的野心，你能感覺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意圖沒能被完全表現，僅僅因為成本、演員和他個人經驗的欠缺……盡管如此，他仍然讓人想起年輕時的田納西·威廉姆斯。”
兩個月之後，《國家評論》的約翰·西蒙也寫了《手指》的影評，爆料說年輕的托貝克曾是凱爾的伴遊（escort，隨同女士出席各種社交活動的男伴）。兩人相差25歲，不知道“escort”這個詞是否帶有曖昧的暗示，但至少也是關係親密吧。可惜直到今天，被一堆肉麻詞兒捧起來的托貝克也沒有成為凱爾預想中的偉大導演，為沃倫·比蒂的《巴格西》寫劇本已經是他事業的頂峰了。
很奇怪，說著說著，影評人和電影人就從仇人變成愛人。借用《和莎莫的500天》中的一句台詞，他們的關係就像《席德與南希》，是一對吵鬧的瘋婆子、瘋漢子，而且吵得很享受。媽媽教育我說，遇到這樣的夫妻，別管閑事，好好看你的熱鬧。
電影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電影晚場的經曆，就像趕飛機，第一次永遠不會晚，因為你早就緊張兮兮地提前數個小時出門了。但時間一久，變成老手，可以精確計算到分秒的時候，早晚有一天會錯過片頭字幕，然後變成自己討厭的“已經開場還撅著屁股找座的人”。這種晚場往往是由於“意外”的交通堵塞或買票隊伍太長造成的，終於接受教訓，提早出門，結果滿眼望去都是綠燈，賣票窗口空空如也——去得太早，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望雲，扮小清新，其實隻有輕舞飛揚的塑料袋，片刻後被“這裏是消費區”的大媽趕了出去。早也不是、晚也不是的尷尬，讓我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又不是買不起電視和DVD，幹嗎還要大老遠跑去電影院看片子？
現在流行把去影院搞得特別神聖，比如儀式感啊這種成人化的詞兒都出來了。不知道所謂儀式感包不包括被擠在地鐵或公車裏一動不動，鼻子正對前方美女吃了一半的臭豆腐。當然了，電影的偉大讓臭豆腐不再是臭豆腐——若幹年後聞到熟悉的臭味，頓時陷入惆悵，因為它讓你想起《香料共和國》的誘人味道，忍不住為土耳其和希臘的民族矛盾而流淚。對有車一族來說，在停車場繞大圈找空位或高昂的停車費也不是問題，《拆彈部隊》不也是擠在狹小的裝甲車裏麼？暑期檔就更好了，或者《暴雨將至》，或者《烈日灼人》，這種天氣讓人想起米爾科·曼徹夫斯基和尼基塔·米哈爾科夫，朝聖的快感隨著雨水或汗水撒了一地，那些在家裏吹著風扇、喝著小酒、蹺著二郎腿、穿著花褲衩、摟著小媳婦的愜意懶蟲們哪裏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