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很特殊的“玩具電影”，故事上借鑒契訶夫的戲劇——往往很簡單，從頭到尾就是演員們玩玩具，“什麼都沒有發生”；拍攝風格受到Dogma95的影響，推崇實地取景、音畫同錄、手持攝影等；後期製作則有“直接電影”的影子，依賴剪輯，表現在長鏡頭和特寫的大量運用上；表演上多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派，演員身體力行，“不是表演玩玩具，而是真的玩玩具。”
可惜“玩具電影”的主題過於薄弱，羅傑·艾伯特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他媽的能表達什麼有意義的內容呢？”沒錯，除了“玩玩具真是太爽了”這一眾人皆知的常識，再無其他。正因如此，“玩具電影”常被指責為天真幼稚，無法在正規院線公映，隻能直接發行影碟——在某些國家拍攝玩具電影是違法的。即便允許孩子觀看，也必須確保成人不在場。不過，總有馬大哈把玩具碟藏在衣櫃裏，被大人偶然發現，觀看之後，壓製的本能爆發，如上九霄雲，走上犯罪路。
小時候很期待父母有事離家，因為獨自在家的夜晚最美好，尤其是九十點以後，電視台開始播放外國電影，經驗告訴我們，總有那麼一段戲是關於男女主角一起玩玩具。為什麼男女一起玩玩具那麼重要？在某個年齡之前，對方玩什麼真的與我無關，別說洋娃娃，整個名為“女孩”的種群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某一天，大概是庫布裏克黑石板的作用——它曾讓無知的猿人望月，思考“我為什麼在這兒”。現在，它又讓男孩思考：“女孩每天都玩些什麼呢？（女孩反之）”這是偉大的時刻，代表了人與動物的區別。
接下來就是漫長的探索之旅，各地方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讓我很早意識到中外電影的不同：中國電影在白天播放，從不玩玩具；外國電影隻能在“午夜劇場”看到，玩具多得很。多年之後我知道，這些“外國電影”大多來自好萊塢，而玩玩具最凶悍的是歐洲，對美國的玩具文化影響巨大。很多老美在表達“三個人一起玩玩具”時，會直接說法語“ménage àtrois（漢語拚音：mi na re tua）”，盡管英文也有這個詞，聽起來卻很土。按照藝術電影的標準，歐洲大於美國，美國大於華語，這一未必正確的印象，與各自玩玩具的程度成正比，難道隻是巧合麼？
《真愛至高》的編劇和導演理查德·柯蒂斯跟我有相似的感受，他說他很感激那些有男女一起玩玩具的電影，不但讓他第一次看到女孩的玩具，還知道原來男女可以交換玩具玩。所以當他拍攝《海盜電視》時，特意設計了很多滿足小觀眾的段子。
玩具元素如此吸引人，懂得人文關懷的碟店主會在店內留出一角落，給此類電影留出專門的抽屜，周圍總有無數藝術片和老片做掩護，以保證不會有人到這裏找碟看，這就給有緣人提供了足夠的私人空間，並在藝術與玩具之間建立了奇妙的聯係。但是，很多黑心片商故意把DVD封套做得曖昧，讓人以為片中有很多玩玩具的情節。選錯了碟的受挫感讓人發瘋。幾乎所有阿莫多瓦電影的封套都暗示這片子裏有好多玩具，誰料華而不實，叨逼叨，叨逼叨，偶爾出現玩具，其中又有六成是男孩和男孩玩。
我成長為一個影迷，最初的動力就是為了在成千上萬的候選者中，選出靠譜的包含玩具元素的電影，並因此得到了大學、中學和小學同學的尊重。
我的同學沒什麼藝術細胞，就喜歡看動作、恐怖和喜劇電影。有一次我回到宿舍，驚訝地發現他們在圍觀英國電影《一歌加八歌》。他們的表情疲憊，不斷快進，不到20分鍾就散夥，紛紛表示：“還不如直接看‘玩具電影’。”這是一個經典的過猶不及的例子，大家喜歡看包含玩具元素的片子，並不代表他們隻關心玩具，鋪墊也很重要。日韓出品的很多難以歸類的電影一直走俏，就是因為將玩具與劇情結合得更好。
次日，我給他們看了波蘭斯基的《苦太陽》，很快在五樓聲名鵲起。甚至學長都很客氣地走進來對我說：“ABC呀，你瞧這片子咋樣？”如果我撓了撓臉，其他人就會埋怨買碟的“瞎了眼”。如果我吹了聲口哨，他們就會歡笑著離去。在我的幫助下，他們知道帕索裏尼的《索多瑪365天》不如哈內克的《馬頭琴教師》，巴拉斯的《暴帝卡布奇諾》不如安東尼奧尼的《雲上的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