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來解釋,也不盡然。
在孔孟被抬舉得比泰山還高的山東,常常見一個班的日寇,就輕易地占領了一個縣城。七、八個鬼子扛著麵太陽旗來掃蕩,三四萬根據地軍民就趕緊“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難”。1944年,從桂林逃到貴陽這一線,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經濟學家茅於軾是這樣回憶的:那次,因為火車、汽車的運輸能力銳減,我方幾十萬軍民隻好扶老攜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難民們饑寒交迫,疾病加疲勞,死傷無數。
尤其可悲的是難民們在這種困難條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幫助共渡難關,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計。我父親的一輛自行車,當時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還有一個單位的幾十口人為了逃避後麵追趕的日軍,離開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當地百姓收留。不料一個惡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兒,非要逼她成親,否則幾長江邊上成千上萬的被日軍燒焦的屍體十人性命難保,患難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離。類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層出不窮。後有敵軍追趕,上有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周圍還有自己人的暗算,從柳州到貴陽六百多公裏的沿線棄屍無數,財產的損失更無法統計。當時沿黔貴線撤退的百姓估計有幾十萬之眾,而日軍從柳州進犯的部隊僅僅3000名騎兵,既無重型作戰裝備,甚互缺乏糧草輜重,卻造成了如此結局。為什麼?我想起孫中山先生形容中國四萬萬人是“一盤散沙”。
——(《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精品茅於軾》)南京大屠城後,近百個日本兵,押著50000名國民黨軍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途中,幾次有人提議跟鬼子們拚了,但周罔是鉛塊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說反抗,他們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
同是“二戰”中,列寧格勒被圍困900天,蘇聯軍民戰死達90餘萬人,是由京大屠殺的3倍,但是他們消滅了20多萬德軍。更重要的是,蘇聯人決不後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況下依然頑強戰鬥,最終將德軍趕出了列寧格勒。前蘇聯解體後,列寧格勒叫回了原來的名字:聖彼得堡。雖然紅星已第十二章抗日戰爭日軍抓獲中國軍民,用繩子個個綁起來押往刑場從國旗上摘去,但聖彼得堡這座最具“二戰”同盟國英雄氣概的偉大城市,依然讓俄羅斯民族世代為之驕傲。
回過頭來看南京大屠殺,中國人的心頭除了切膚的仇恨,難道沒有其他難言的滋味?
在中國從來孝優於忠,忠孝不能兩全時,大部分國人選擇孝,少數人例如嶽飛的母親,要嶽飛不必盡孝,先去盡忠,結果是嶽飛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為盡忠的反麵教材,日後的千百萬“紅衛兵”更是為此悔青了腸子。中國的忠也隻要求吃皇糧的,古來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與政府關係的話:“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在抗戰最激烈的時候,不少日本戰鬥機飛行員會驚愕於一個奇特的景象,日軍與我軍正在城內外激戰城外不遠的農田中,農民競然若無其事地在田裏勞作……
“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時下版,便是日軍軍曹山田武一對金山衛農民的一番評價:“從我們對主人家,以及當地居民的觀察看,他們對現政權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他們常說這樣的話,盧永祥時代我們要吃飯,孫傳芳時代我們要吃飯,蔣介石時代我們還是要吃飯,日本人來了我們仍然這樣。隻要你和他們拉上家常,先遞上煙卷和糖果,他們就會打開話匣子,即使你中國話說得不流利也沒問題,重要的是你必須聽懂和事後的證實……”
於是,曆史若不算是驚人的重複,也不過是稍稍往前移了幾寸——
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的景象是:“‘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衙千百!”1937年後,日軍進入北平時,沒有出現任何民間自發地抵抗,有的隻是一座靜默的城市,街道上空無一人……痛心於此的梁啟超的結論是,正是自古以來政治體製中“國民權利”的喪失,才導致了國民國家觀念的闕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潰:“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孌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顏婢膝乞憐於權貴之間者,必能懸‘順民’之旗、簞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也。”
(梁啟超《新民說·論權利思想》)
胡適先生後來也說過大約同樣意思的話——~個現代而又自由的國家,不可能是F一群聽話的奴隸們建造起來的。
柯林斯的看法,則緊扣了當下的戰局:“看來,蔣政府應該認真地考慮這種現象了。由於政府的無力,或者說是庸碌和腐敗,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矛盾,中國的許多事情都是可以讓老百姓責難的,也許,漢奸們正是利用這種普遍的不滿,為他們的行為作出辯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驟然
到了1945年元旦,曆史已在悄悄地為我們民族開辟走向勝利的通道,但當時,中國的各派政治力量,還有老百姓們卻並不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