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隻知道，他們是他們自己豢養了多少年的“大惡”，他們還是中華民族在和平時期難以觀賞更難引進鐵籠子裏的“大惡”。在一個民族危難的特殊時刻，這些“大惡”得以釋放出來，至少證明在中國是如此——曆史的一麵有著多少光明與溫暖，另一麵便一定有著多少陰暗與卑劣！
在下層漢奸中，除了少數在“落水”前已是流氓、無賴、兵痞者外，多數人本是中華民國的良民順民。日本人往往利用後者的貧窮、饑餓，還利用中華民國某些地方政府的麻術與無能來誘惑或威脅他們參加漢奸組織，或漢奸活動。這一手段不僅在貧瘠苦寒的華紮大地上攻無不克，就是在錦繡江南也屢試不爽。
劉震雲在自己的一部帶有濃厚寫實風格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裏寫到：
日本人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1945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災區，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所以，當時我的鄉親們，我的親戚朋友，為日軍帶路的，給日軍支前的，抬擔架的，甚至加入隊伍，幫助日軍去解除中國軍隊武裝的，不計其數。
據說，這一段時間在河南，至少有50000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
《東史郎日記》也有內容證實了當年河南的情形——
河南，汲縣。其實三天前，就傳來了大概有數千名殘敵會來襲擊的消息。這兒的村民對日軍抱有好感，而對殘敵的暴慶心有餘悸，他們常常會在殘敵襲擊前，就向在附近幹活的工兵們通報消息。工兵們每次接到這種報告後，在日常作業中都注意加強警戒。情報三天前就傳到了他們的耳朵裏，第一、第二天都平安無事，所以他們就放鬆了警惕……柯林斯在他的回憶錄裏說起：
日本人“就像到市場采購物品那樣隨便和容易，發現合適的目標後，就想法接近獵物，赤裸裸地用金錢勾引。附帶說明一下，上海附近一帶居民的生活，如果用英國的標準來衡量，他們比長期失業的家庭也有不如，但是同貧困的北方農村相比，可算是天上人間。這裏的商業已經進入了繁榮的階段，金錢的魔力已經屜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這句話批評當今許多人的行為，就像英國工業革命以後，道德、品質出現了一種普遍的淪喪和墮落。
“所以，日本人很容易用金錢收買他們，或者答應提供就業機會，答應提供保護，答應向更高的一個階層進行推薦，而他們索要報酬卻不是直接的，馬上兌現的，就好像將錢存人了銀行，不愁在今後取出來時不附上一筆利息。”
1999午，以99歲高齡征婚而陡然成了國內新聞人物的章克標老人，抗戰時期也是一個“落水”人物。先在日偽掌管的報紙當資料翻譯，曾代表報社赴日參加“東亞操觚者懇談會”。以後又在汪偽政權任宣傳部科長、司長幫辦（相當副司長）、偽《浙江日報》總編輯、社長（日本投降前主動卸去偽職），其間再度赴日參加“大東亞文學家大會”……
1999年，章克標老人出版了一本書《世紀揮手》，書中有一段對當年“落水”心態剖析的文字，值得照錄——
我單個人在南京，過的又是怎樣的生活呢？可以說是陷落在泥淖之中難以自拔就是了。隻是自己決心不大，勇氣不是，否則要脫出去也是沒多大困難的。確實也曾有許多人，脫身出去找尋到了正確道路了。但大多數人，我們在汪偽組織任職的中下級工作者，大都知道這是一種不光彩的而且是罪惡的事，是為了生活吃飯問題而來做工作的，心裏雖不順遂，卻是認為由於是生活壓迫，也不過如做小偷做強盜一樣，不過沒有像小偷強盜那樣的危險和明顯地直接損害人民，以此來自己寬解。有時也會發生自責之念，但過後也就自己麻痹了。一方麵也有個比較，以為既然別人如此，自己不過跟著去做，這是可以原諒的，來自己曲諒自己，自己麻痹自己，自己寬慰自己。既然同一路道的人不少，全都有這種心情，也很容易一天天糊裏糊塗過去了。這樣的一批人，成了心靈相通的朋友，可以不必吐露心曲，而在行動、行為上表示出來，都能相互理解。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九）
在中國極少難看到自身懺悔的文字，並不從新中國始。那時的“落水”文人有為數不少的一批，此後仍從事著述的還很有幾個。當時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筆下回顧附逆情形則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萬字的《知堂回想錄》裏，不過寥寥數頁兩千來字而已，且多是關於自己曾被行刺的記錄。而《世紀揮手》近30萬言，涉及的附逆內容有三四萬字，其中章克標還寫到自己任偽職時不再用為社會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像有了這個偽名之後，就可以把一切罪惡都歸這個偽名去負擔，這無異於掩耳盜鈴……”
老人如此直逼內心的反省、檢討，在中國，真堪稱是士林“異類”了。倘若不是具有“異類”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會有在99歲上公開征婚、再求良緣的驚世駭俗之舉。
從章克標的回憶裏，我們可以發現，盡管比起鶉衣百結的華北老百姓來，都市裏一般文人們的生活肯定會好過些，而且不會有敵人的刺刀頂在後腦勺上，但為生活所迫，仍是他們成批“落水”的一個理由，也是他們自責時的一針麻醉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