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英”漢奸裏，舊官僚、失意軍人也占一定比例。由於北洋政府、日軍閥的垮台與失勢，他們都成了過了氣的人物，偏偏又不甘於過氣，這便轉化為對任何權力、哪怕是危險權力的狂熱追求。若再有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滿，即便是其雙親從墳墓裏站起來拖住他，也攔不住他
要走賣國求榮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馬良，70多歲一老朽，仍在耄驥伏櫪，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個人來繼任其偽山東省省長之職，他卻老淚縱橫，遲遲不去；後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白命為可經緯天下的十才，一直覬覦能執掌全國的財政大權，可這位置總給宋子文、孔祥熙等皇親國戚坐著，不讓他染指，於是“不以國士待之，當不以國士報之”……
像原本是“民主鬥士”的陳彬穌這樣具有角色的多變性、豐富性的“精英”漢奸，決不在少數——
如汗精衛這樣曾謀刺清攝政王、被捕入獄時寫下“行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倒清義士；如陳公博、周佛海這樣激揚文字的“五四”名將；如王克敏、梁鴻誌這樣當時幾乎婦孺皆知的民國聞人……
誰能料到，鄭孝胥這樣的前清巨紳，在當上了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後，親自操刀寫下深得日本軍部大加讚賞的“滿洲國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自由親愛並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
誰能估計，一向標榜在書房裏“不會詩下酒，豈是文作飯”，白許要向大眾傳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書房，撐起了偽北大門頭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間，還三次南下，風塵仆仆於徐州、涿縣、保定、井陘、彰德、石門一帶，“視察”各地治安強化運動開展
情況。每到一處，都先去拜見當地日本憲兵隊及特務機關，然後慰問陸軍醫院傷病“勇士”，檢閱地方保甲自衛團，視察工礦企業機關學校，發表各種訓示……再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處。回京後又接見記者，發表“感懷”。他還曾頭戴日本軍帽，身穿日本軍裝，站在天安門上檢閱“中華民國新民青少年團”訓練的分列式。當年周作人在《五十白壽詩》中雲：“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加今袈裟不穿卻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裝，實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誰能想到，曾受過歐風美雨熏陶的溫宗堯——年青時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對於建立民國助過一臂之力，以上海廣肇所名義墊款42萬兩銀子給孫中山，民國成立“南北議和”時，他為廣東大元帥府七總裁之一。他“落水”後先任南京維持會長，後當上汪偽政權立法院長，竭盡種種賣國之能事不算，居然率爾操觚，闡述日本侵華的一片善心：日本之攻打中國，與西洋各國之攻打，其性質全不相同，蓋西洋之攻打中國，其目標是在瓜分中國，日本之攻打中國，是欲中國之合作，以圖共榮共存也。日本首次與中國戰鬥，是在1894年，其時中國串通高麗國，以諂媚俄國而排擠日本，日本懼高麗一旦落於俄國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為自身之存亡計，而不得已與中國戰鬥也。假使當時中國與高麗，能與日本攜手合作，則東亞之新秩序早經成立，而中國與高麗之富強，亦必與日本無異。
果爾，則不獨1894年之戰禍不致發生，即1952年之戰役，與今日之戰禍，亦即可避免也。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八）
再有李士群和丁默村二人，都曾經是中共黨員，義都先後背叛，都曾經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或中統特務，義都先後“反水”，毛遂自薦，替日本人張羅起特務組織，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規模巨大、組織完備，足與國民黨方麵軍統局相對抗的特務行動機關，成為汪偽漢奸集團生存和發展的極為重要的支柱。這個特工總部設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76號”即成為它的代名詞。在抗戰後期，在廣大的華丁默村係地區，人們談到它不免為之色變，連陳甓君也不得不承認“76號是一處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些“精英”漢奸裏，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內，都是明裏擔當偽職的同時，晴地裏義總想腳踩國民黨、共產黨兩條船。
這些“精英”漢奸們，真是旋轉似水濱之鶴，騰挪如澤地之鱷，善變似風中之標，善舞如燕瘦環肥。革命時可以氣衝牛鬥，賣國時可以娓娓道來。行文時閑適衝淡，為武時不惜血海滔天。要高尚起來，他們或可稱先驅義士；要無恥起來，若地下的吳三桂有知，與他們比，立馬會覺得自己純潔如處子……
他們一切都能夠在刹那間改變，像一場焰火開放，你不知下一個煙火什麼顏色，如何形狀。他們一切都可以算計，隻要有足夠高的紅利，哪怕縱火燒了大半生曆史的房子，隻為的煮熟眼前的幾個雞蛋。
你不知道他們心中的“善”是怎樣一點點、一塊塊黴變成“惡”的，“惡”又如何在胸中越壘越厚，如同一片原始樹林千萬年裏被雷電、山火無數次擊中後，紛紛倒下變成了一個瘴氣彌漫的黑黝黝深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