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中華影業公司”，所轄演職員達3000餘人。在占領當局所舉行的各種“祝捷”、“反英美”活動中，無不有讚頌“皇軍神勇”
的宣傳片予以積極配合。此外，還攝製了不少充斥風花雪月、靡靡之音的影片，讓百姓不知有晉，何論漢唐。
北京大學並人西南聯大去了昆明，日本人也要這塊招牌來點綴“大東亞共榮圈”的古色古香，書聲琅琅。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曾被鄭振鐸稱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現在一個“重鎮”居然成了一名力夫，幫助日本人挑起了這塊牌子。與此相似的還有，中央大學搬遷去了重慶，但在南京也有一幫人物仍在操持著偽“中央大學”…
就在大廈將傾之刻，1945年3月5日下午5時，在上海外灘的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裏舉行了一場由《申報》張歲的所謂“神鷲讚美歌詞”應征歌曲音樂會。陳彬穌先宣布：去年冬天美國在太平洋蠢動以來，盟邦陸軍航空部隊組織“神風特別攻擊隊”，以一人一機粉碎一艦。此英勇精神在後方有廣泛宣揚之必要，對本報公開征求“神鷲讚美歌詞”，社會反映異常踴躍雲雲。在海軍報導部部長鬆島致辭後演唱開始，“歌聲雄偉，聽者動容”。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指揮，第二首是——
神風神風兮我武維揚
百戰百勝兮太平洋
美俘束手兮戰力強
威加天南兮黃人之光
神鷲振翼兮每發必中
協力同心兮海陸空
健兒身手兮個個英雄
指揮這首歌的是一個中國人——錢剛先生稱自己“沒有勇氣秉筆直書”其名字的一位著名的音樂家。
（錢剛《請原諒我隱去他的名字》，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
在圍統區，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確定和頒布了一係列懲治漢奸的法令。對於潛入後方的間謀漢奸，一經發現，證據確鑿，即予槍決，並及時廣播登報，以示懲戒。抗戰八年中，在後方捕獲而被槍斃的漢奸見於報端者為數不少：
在淞滬會戰中，在鬆江抓獲漢奸20餘名，證據鑿實，均處極刑；在常熟，發現喬裝買藥及偽裝僧人多人，抓獲後供認受日軍派遣，前來刺探軍事地理不諱，均處極刑；在蘇州，捕獲漢奸數十名，均已正法。其中有一蔡姓少年，在他的日記冊裏記有日軍所給百元、八十元等款項數目，並有拍發去日本的電報收據一張；在上海，先後槍決了龍學榮、史華甫、楊金標、李瑞占、朱山久、周甫寧、史春勞、曹炳炎、樓子甫、吳才榮、沈留仁、張金坤、陸雲琪、陳友同、周小六、吳雲喜、楊阿洪、王吳氏、高李氏等20多名漢奸。
在武漢保衛戰中，武漢警衛部隊分別槍決了以張宗鐸、周華山、宋少同、鍾漢伯等為首的數批刺探軍情的漢奸。
1938年6月10日，在廣州槍決了為日機轟炸放信號的漢奸15人。
1939年12月19日，在重慶槍決了為日本刺探情報的王金廷、佘金山兩漢奸。
1940年7月15日，又槍斃了在沙坪壩、小龍壩等處以手電筒為日機轟炸重慶施放信號的劉榮華、張錫彬。
1943年9月20日，圖謀刺殺美國空軍人員的趙忠綏也被執行槍決……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七）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國僑民柯林斯，在他日後的一篇回憶錄裏滿是疑惑地寫道：
中國是一個讓人難解的國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說明這個國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許多在華外僑都親眼目睹了中國軍人勇敢抗敵的一幕，視死如歸，較之西方的軍隊猶有過之。即使他們的一些童子軍，那種愛國的熱情也足以讓人感動得流淚。但是在達些事跡發生的同時，漢奸的數量也達到可怕、驚人的程度，他們幾乎是不受良心譴責，不在乎公眾輿論。假如在英國，在西方隨便一個國家，這種壓力就能把他們壓垮，而在這裏，他們幾乎感受不到這種壓力。
——（轉引自王曉華、孟國祥、張慶軍編著《國共抗戰——肅奸記》）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按照中國的路數，“精英”多“薈萃”於官場，因此比起草根賣國來，“精英”賣國更可怕，亦更徹底。
以偽冀東防共白治政府為例：政務長官殷汝耕，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秘書長池宗墨，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財政廳長趙從懿，留學日本法律科畢業。建設廳長劉雲笙，日本弘文學院畢業。實業廳長殷體新，日本慶應大學畢業。秘書處長陳曾式，日本明治大學畢業。保安處長劉宗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
在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員中，留學日本的為11人，比例高達3/5強。在“精英”漢奸中，留學殷汝耕日本或在列島生活過的人比比皆是。如偽華北臨時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蔭泰、汗時璨、周作人，汗偽政權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滬之戰之前任職於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主任、有資格參加最高級別的軍事會議，因而出賣了我軍在長江的江防情報的黃溶……大量接納“培養”中國留學生，顯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國的得力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