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麵接受了原始淳樸的農民生活，一麵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中間。
高等教育如此，科研院所亦如此。從1937年起奔赴大後方的工程技術人員，達20000多人。
其聰明才智、工作熱情與創造精神使得後方的科學技術事業日新月異，科技發明以幾何級數增加，如酒精代汽油、鬆香煉柴油、桐油汽車、術炭汽車、棉杆造紙、旋蓖式鍋爐及豎立回火管鍋爐等。化學家範旭東領著200多名技工人川，在自流井推廣德國的曬鹽鹵技術，對於四川鹽業改進影響極大。化學家侯德榜潛心研究製堿技術，實現了生產的完全連續化，開辟了世界製堿業的新途徑，他也因此而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化學家。光學專家龔祖同，研製成了中國第一台軍用望遠鏡和機槍瞄準鏡，並與他人合作製成第一台倒影測遠機。女工程師豐雲鶴在重慶辦廠，從肥皂廢液中提煉甘油以製造炸藥。又以麻杆製成絲綿一樣的物料，以補當時軍隊棉布之不是……
大後方科技，尤其是工業科技的發展，成就了中國近代工業科技史上少有的渾厚氣象。從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核準中國第一件發明專利到929年，中國的科技專利發明僅73件，從1929年到1936年共160件，而從1937年到1944年達到了423件，發明專利的數量是前兩個時期總和的182%。除了適應戰時需要，完成了大量應用科學的研究外，也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麵，有所發展和創造，這為戰後及新申國成立後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見《1937：深重的災難與曆史的轉折》）
如果說在後方的許多知識分子，在用自己專業的開掘與發現，去向侵略者宣戰；在淪陷區的一些知識分子，則是磨礪著民族氣節之劍，以其閃閃寒光昭示中華民族的不可褻瀆，不可征服。後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陳寅恪先生。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北平隨即淪陷。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1852-1937)憂憤交加，遽然病發，拒不服藥而死。陳寅恪料理父親的喪事完畢，攜家眷倉皇逃離北平，輾轉到長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隨西南聯大南遷。不久，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職稱。因在昆明不適應高原氣候，時有病痛，又欲與家人團聚，陳寅恪遂決定離開西南聯大。次年暑假到香港，準備全家乘輪船赴英。此時歐洲戰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隻能在香港等候，並應邀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旋即香港淪陷，進入了3年零8個月的黑暗時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門來，一是為著送麵粉給陳寅恪。當時生活物質極端缺乏，據陳哲三《陳寅恪軼事及其著作》（台灣《傳記文學》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裏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二是，據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聞香港日人以日金40萬網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時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席的陳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記裏這樣寫道：“劉孫二人昨攜米16斤、罐頭7罐予陳寅恪，今日回來報告陳近況，據謂他已捱饑兩三天了，聞此為之黯然。”米、罐頭正是陳君葆安排校內兩名職員送去的。
（見《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
同年5月5日，陳寅恪取道廣州返回內地，隨即任教於在桂林的廣西大學。
八年抗戰的內容無比豐富：武器抗戰，血肉抗戰，氣節抗戰，謀略抗戰，教育抗戰，文化抗戰，科技抗戰……
八年抗戰的內涵則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驚天動地，所有的顛沛流離，所有的青燈黃卷，所有的忍饑受凍，大抵都在一個極衰弱、極混亂之中國的舞台上，上演著一個大悲壯、大不朽之中國。
最終，中國並沒有倒下成為一塊被日本人踩著的殘壁斷碣，卻聳立起一塊中華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豐碑。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一）
李宗仁曾疑惑：“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為何不一鼓作氣，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巾國，卻改變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滬一戰而變成由東向西？他在回憶錄裏說：“……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盧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隻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人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於無形而後已。日本人便是這樣一滴滴地，滴進了六、七十個師團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