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一敗即降的一流強國法蘭西和一串不戰而降的歐洲國家，先輩們的慷慨悲壯為舉世公認。美國曆史學家易勞逸評論說：中國與一個在組織、訓練、準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從1931年到1945年，堅持了整整15年，與僅僅抵抗德國6個星期便崩潰的法國和一直從美國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國相比，中國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白立的奇跡。
中華民族抗戰之慷慨悲壯，還有重要的一翼，展現在一支不拿槍的隊伍上。
在這國破家亡、天柱欲斷之時，中國知識界群體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覺擔當。
千秋恥，終當雪；
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希前哲。
須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當戰火日益逼近北平，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南開大學聯合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師生們就是唱著這支歌，開始了中國知識界一次群體性的南渡西遷。南渡西遷的大學還有一些，比如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學，原在杭州的浙江大學。後者在著名地理氣象學家竺可楨的率領下，白浙皖間的西天目山、建德，到江西吉安、泰和，又從這裏到廣西宜山，最後從宜山轉貴州遵義，共進行了4次遷徙，總路程超過3500公裏，時間長達一年之久。當最後一批師生抵達遵義時，已是1939年底了。大學大體安頓後，發現遵義城內房屋不敷應用，竺可楨又選定縣城以東75公裏的湄潭縣作為學校分部。稍加修葺，理學院、農學院和師範學院便搬來於此。湄潭“峰巒起伏，湄江盤繞，到處是堰壩、水碾、水磨和依山而築的吊腳木樓。如不是山坳中簡陋的籃球場、遊泳池和一間間民舍草棚廟寧中傳…的讀書聲，沒人會把它同一個著名大學聯係起來。”（見劉海軍著《束星北檔案》）
大悲壯，大不朽（七）
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大批科研機構內遷到西南地區。截止1938年，遷移來重慶的各類科研機構達近百家。其中有國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質研究所、中央農業研究所、中央.工業實驗所、中央衛生試驗院、經濟部礦冶研究所、兵工署彈道研究所、中國工程師協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化學學會、中國科學社、中國生物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數學學會、中華自然科學學會等。
遷徙途中，暴土狼煙，風浴雨潑，盜騷匪擾，其慘狀近乎“半人半鬼”，“曳尾塗中”。
損失更是巨大，僅中央研究院，抗戰爆發後的兩年裏，大量設備儀器被毀、遺失，損失達72萬餘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遷到重慶北碚時，僅剩下顯微鏡5架及若幹小儀表，書籍雜誌僅保存1/5。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曆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和金陵大學文學研究所等學術機構，則集聚到一個名叫李莊的川東小鎮。一時間，小鎮上的宮觀廟寧、會館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戶戶有藍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莊成為了現代學術史上一個堪與重慶、昆明、成都並列為中國四大抗戰文化中心的人文學術重鎮。
且不說學術信息交流不暢，圖書設備在輾轉顛簸中的丟失毀損，也不說抬頭明月時的他鄉旅愁，自己或家人時常來襲的病痛死傷，就連起碼水平的衣食溫飽也得不到保證。
在湄潭，浙大教師們生活十分艱窘。日後成了新中國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當時下課之後總是匆匆回家，牽出幾隻羊放去山坡上；蓀步青則到了必須開荒種地才能勉強填飽一家人肚子的地步……
在昆明，“北大校長蔣夢麟家中山窮水盡，依靠典當衣物維持基本生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和社會學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同去寄賣；學者和詩人聞一多支撐著一個八口之家，他業餘時候在街頭擺個小攤，靠給人篆刻印章賺取家用；古典文學專家蕭滌非任教於多所學校，收入仍然不是以供養子女，隻好將剛出生的第三個孩子送給別人撫養；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家中連蠟燭都買不起，隻好等天亮才開始寫作……”
（餘傑著《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
按國民政府的規定，戰時知識分子所拿到的薪金，隻有戰前的1/10。無怪乎從來視權力與金錢如糞土、正在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任上的傅斯年白嘲道：學者“此一職業，在戰前頗為舒服，今日所人，幾夷為皂隸”。他不得不低下那本自由如風的腦袋，寫信給當地的保安司令求助：“請你不要忘記我們在山坳裏尚有一些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信中，他坦誠地說起上一次難得的陪宴，致使自己腹瀉一周。
就在如此艱難岡頓的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