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堅定之立場、真誠之呼籲，並未能警醒這時已被軍人完全控製了的日本政府。日軍仍步步進逼，8月4日北平淪陷，中國正式進入作戰階段。
一個破碎了的蛋，隻要有了仇恨，那黃白難分的汁液也會立馬聚攏來，變成一塊板磚狠狠地向強物砸去。一個民族，即使被搗碎了五腑六髒，但隻要不肯就此滅絕，也會拆下骨頭為旗杆，剝下皮來作血紅的大旗，向敵陣進行拚死的搏擊！
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日軍海陸空聯合作戰，向我淞滬一隅之地瘋狂攻擊，前後達10周之久。我軍以劣勢裝備，憑血肉之軀，拚死抵抗，傷亡之大，實屬空前。蔣介石調動了73個師參加上海戰場的作戰。占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能夠指揮的部隊1/3強（當時全國約有180個師）。當戰事進行得最慘烈之際，我軍每天都要增援一個或兩個師補充傷亡。這些部隊，很多是從邊遠省份如貴州、雲南等地調來，急駛行軍萬裏，抵達戰場後不到幾天，即遭日軍猛烈炮火攻擊，傷亡殆盡。但我軍在戰場上個個爭先，人人效死，在一個陣地上，經激戰後，最後僅剩下士兵4名，他們以一人看護連長屍體，其餘三人仍堅守待援。此種英勇作戰精神當時震驚了世界，英國《泰晤士報》在10月28日的社論中說：“這次兩軍作戰，中國軍隊傷亡固極慘重，但10周的英勇抵抗，已足以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須知中國軍隊大部分現在訓練猶未充足，武裝亦未齊備，甚至無力裝備雨衣，部隊需攜雨傘作戰。但外人認為不能支持～周的陣地，而他們競堅守10周之久，這就將對中國各地發生極大的精神影響。本報對這次在上海作戰中中國軍隊的英勇智謀，表示最大的敬意！”
我軍寸土必爭的氣概，迫使日軍從原有的海軍陸戰隊一個混成旅，約八九千人，陸續增加到12個師團的兵力，總兵力達到了20萬以上。據日本陸軍省於當年11月初宣布，白開戰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軍在上海戰場死傷40000多人。“這個數字可能是大為縮小了的。當時日軍在海空軍方麵占絕對優勢，即使依據死傷40000多人來說，也可想見當時戰爭的激烈程度。
（宋希濂《南京守城戰役親曆記》，《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三卷）
大悲壯，大不朽（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淞滬之戰中，蔣介石將嫡係精銳部隊悉數投入火線，在連續3個多月的戰鬥中犧牲慘重，至當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軍傷亡達33.3萬餘人，“以致國民黨白黃埔建軍以來，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銳之師在抗戰的頭半年內便幾已傷亡殆盡，而大部分的地方軍人卻因未參加戰鬥，遂得以保全實力，並遍布全國各省。”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引白聯合報叢書《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40周年學術論文》，台灣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6年9月初版）
日軍挾其優勢，妄想在極短時間內，摧毀我軍之抵抗，以實現“三月亡華”、“速戰速決”之野心。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後來又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其目的便在於避免與敵決戰，並誘使敵主力使用於湖沼山嶽地區，使其優勢裝備，無法發揮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日軍，奠立中國長期抗戰的基礎。
這樣做，並不意味國民政府打算“消極抗戰”，恰恰相反，“國民黨蔣介石的抗戰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權力中樞——中國政府對侵略者的‘應戰’態度，而且基本上是貫徹始終，並未中途而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著名史學家劉大年評價道：‘抗戰爆發以前，國家權力基本上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各派係手裏，有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有全民族的對外戰爭，否則全民族的抗戰就無法實現。抗戰期間，蔣介石沒有放棄反共，也沒有放棄抗戰。從全民族戰爭這方麵看，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應當得到客現的全麵的評價。”’
（見忻平著《1937：深重的災難與曆史的轉折》）
中共方麵，影響最大、至今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勝利是平型關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軍第115師在山西省東北部平型關地區，對日軍精銳第5師第21旅一部進行伏擊戰，以劣勢裝備一舉殲滅敵1000餘人，擊毀汽車百餘輛、馬車200輛，繳獲步兵炮1門、輕重機槍20餘挺、步槍1000餘支、軍馬50餘匹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牽製了日軍第5師的進攻，支援了平漢鐵路和同蒲鐵路線上的國民黨軍作戰。這是全國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它打擊了侵華日軍的囂張氣焰，有力地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