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係’和所謂‘雜牌’。在武囂、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麵，中央軍得到無限製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克扣……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用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精良，氣焰淩人，有的卻麵有饑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見廣西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年編《李宗仁回憶錄》下冊）
作為雜牌軍，平時在前線，一怕敵人攻擊，二怕被共產黨吃掉，最怕的還是被友軍的巾央軍繳械。在這種情況之下，圖存之不暇，卻要分心思去抗戰，實屬不易。據李宗仁說，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向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索閱全國軍隊番號清冊。見非黃埔係的番號尚有百數十師之多，蔣頓感不悅，說：“打了8年，還有這許多番號？”
國民政府外聘的軍事專家曾估計，從純軍事角度看，巾日戰爭一旦全麵爆發，巾國海軍一星期之內就將失去作戰能力，巾國空軍一個多月就難以支撐，巾國陸軍最多可堅持半年。日本陸相杉山元大將報奏天皇裕仁稱“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生存不能超過三個月”。
政治上的糟亂，也不在軍事之下。
大悲壯，大不朽（二）
頗有代表性的是湖北。該省白1929年到抗戰開始，7年之間競走馬燈般五易省主席，計有夏鬥寅、何成睿、楊永泰、張群、黃紹茲。這5位省主席中，除夏鬥寅外，其他都是當時政壇上第一流的人物，還是蔣介石朝夕谘詢的智囊。而且，湖北又是中國南方各省中先天條件最好的省之一，水陸交彙，九省通衢，物產豐饒。但在這7年之內，湖北省內可說是貪汙成風，建設毫無。省主席一動，則廳、處長、行政專員、縣長全盤更動，甚至事務人員也都大換血。全省上下公務人員，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機會，便大撈一筆，愈速愈妙，以免錯過。幾乎人人眼珠子都掉進了錢眼裏，“為人民服務”便成了在牆上麵個太陽溫暖。
雖軍隊雲集，名為“剿共”，省主席對駐軍並無絲毫監督和調動之權。將領皆為“天子門生”的中央軍的上陣，其實為著督陣：盯著雜牌軍去消滅“共軍”，“共軍”又消耗雜牌軍。雜牌軍深諳“投鼠忌器”的道理，一旦與“共軍”隊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共軍”當然乘機茁壯坐大。鄂東的豫、鄂、皖邊區早被張國燾和徐向前抹成了紅彤彤的天下，鄂西又為賀龍、簫克部所盤踞，國民黨中央與鄂省當局均束手無策，莫可奈何。一省裂成數塊，對峙不倒，進而剿滅對方，便成了要務，經濟沒法搞了，起碼的交通也遭到阻隔。鄂東、鄂北本是武漢兩道門戶，但抗戰之前，由武漢到鄂東，競無一條公路……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亦大抵如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省份還是國民黨權力機製能夠到達縣鄉之區。國民黨統治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貴州、雲南等省，局麵更混亂、鬆弛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老天也不幫忙。下麵兩段話是摘自當年《大公報》上的報道——
1942年夏到1945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
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早之後，又遇蝗災。災民500萬，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湯，襲擊全省110個縣。
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遼闊中原，赤地千裏，河南餓死500萬人之多。據說蔣介石看了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報告深表懷疑。讀到《大公報》上的有關報道後，覺得臉上掛不住了，下令該報停刊三天整頓。他並堅持政府向河南征收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不變。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到：“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我從很多人士那裏得到的估計是：全國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隨即，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的一篇現場報道，使300萬人的死亡氣息彌漫到了全世界人的鼻子底下。在一張野狗啃食屍體的照片佐證下，該報道透露說：在河南，軍隊要糧，糧販倒糧，地主同糧。受災的幾工萬人隻有吃樹皮、稻草、幹柴和有毒的“黴花”。部分地區甚至……現了易子相食、狗吃死人的慘劇……
國家如此積貧積弱，軍隊如此雜色林立，社會如此危如懸卵。
在日本人看來，中國隻是一方他們很快就能踏馬揮鞭的殘壁斷碣，而多少年來勢不兩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無須多少時間，統統成為皇軍的刀下之羊。
1937年7月8日，即“盧溝橋事變”次日，正在廬山的蔣介石認為曰本百端挑釁，無理要挾，實屬忍無可忍，當即決心應戰，準備動員。他召集全國各界代表人士，在廬山舉行國策會議，他在會議上宣告：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