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遊戲娛樂，凡在中國風行的，如唐代盛行踏歌，正月十五張燈，文人宴集常好以流觴曲水、分韻和詩等事為樂，這些在日本也同樣傳開，隻要翻翻日本當時的記載或詩文集，幾乎觸目皆是，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在以中國為師的年代，辣椒要叫唐辛子，南瓜要叫唐茄子，胡麻要叫唐胡麻，因為胡麻對中國來講已是外來的，得冠以胡字，傳到日本後，變成了雙重外來，故又加唐字……在日本，直到本世紀初，進口貨還叫唐物，洋貨店還叫唐屋。甚至一種用小豆做成細餡、加糖精又凝結成塊的被稱作“羊羹”的小點心，也由去中國的和尚們帶了回來，日後流行為列島許多家庭的第一茶點。據周作人考證，這種豆沙糖在中國本來叫做羊肝餅，因為餅的顏色相像，傳到日本，不知因何傳訛，稱為羊羹了。
漢唐時代便已豪放、瑰麗的中國文明，被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給屢屢打斷，蹂躪糟蹋，元朝是一次大的斷裂，清朝則是更大的一次斷裂。漢唐文化卻因日本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得以在這片列島上保存。對此，辜鴻銘曾感慨道：“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
（《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複興與日本》）
如是說，當下的許多日本人肯定以為是冤假錯案，當下的許多中國人更會以為是奇恥大辱。但客觀地說，中國文明對於日本文明的哺育，至少在唐朝以前充滿著雲蒸霞蔚，光風霽月。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我們仍可以看到它們的餘波流末。聯軍中打頭陣的是日本軍隊，當時一位叫藍登的西方記者注意到：“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優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像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房子，裏麵藏有一櫃子的瓷器。他們像鑒賞家一樣加以撫摸，並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對於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幾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著《日本皇軍興亡記》）在日本期問，我的目光像一對花叢中發情的蝴蝶，老是在街頭、車站、機場的標識、廣告、店名上閃動。在日文裏仍在使用的漢字中，琢磨當年造字者們的某種心態痕跡，對我來說不啻於旅途中解乏破悶的一件趣事，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
廣島的廣，與廣州的廣，本是一個字，日文卻寫成龐藝術，寫成芸術。紀念，寫成記念。介紹，寫成紹介。募集，寫成招聘。外國人寫成異人。
有些完全以漢字組成的名詞，在日文中意思也大相徑庭，或者隻是水中望月，有些朦朦朧朧的影子。如：汽車是火車。手紙是書信。引越是搬家。宅急便是快遞。風呂是洗澡。有料是收費。無料是免費。料金所是收費處。殿湯是男子溫泉，姬湯是女子溫泉……
從這些大大小小的變異裏，你是否能察覺，就是在以中國為師的年代裏——在恭謹地放有徐福、鑒真高僧的畫像的神龕前，在那世世代代繚繞的輕煙淡霧與素菊的幽香中，其實日本人也有著很強的壓迫感，日本文化早就埋藏有陰鷙的一隻眼，憋著了一股向中國文化挑戰的勁頭？以中國為師的集體有意識、無意識，或者說是對中國文化的向往與虔誠，是什麼時候結束的呢？
天朝體製（一）
1977年6月，日本政府代表團訪問巾國，剛剛複出不久的鄧小平會見了他們。
會見開始時，他們為日本在“二戰”巾給巾國人民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傷害和破壞進行道歉。沒有料到，鄧小平聽完後，以其富有個性的言語回答說：“過去的年代裏，我們也使你們的民族背上兩個沉重的包袱，這就是儒家的思想和漢語文字。在巾國，我們首先已擺脫了前一個包袱，現在也在探索擺脫第二個；但你們在以後的日子巾好像還要承受這兩種後果。”
其實，這兩個包袱對於日本民族並不太沉重。
在平安朝初期，日本人就發明了從漢語語言文字巾變化而來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並使之成為自己的閱讀字母。日本學者西鄉信綱在所著《日本文學史》巾，談到發明假名文字時說：“到平安朝初期，終於發明了假名文字，這正是輸入漢字以後長期進行種種努力的結果，它對日本文化，特別是對於文學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確實是偉大的……隻有日本民族主動地將巾國文明加以消化和變形，化為自己的血肉，並從巾創造出自己獨立的民族文字。我們的祖先之所以能夠從漢字的束縛巾解放出來，自由地、正確地、簡明地、親切地書寫出自己的思想上的變化，就是依靠這種新的文字——假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