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在六屆人大精神鼓舞下，在省教委的領導下，在農機局的具體指導下，在有關部門的具體協助下，在我校黨政的領導下，我校的職業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
這兩段話都有“假大空”的毛病，但它們出現的語境不同，其語料性質會有所變化，第一段話語出自伊方《聽同義反複萬無一失的演說》，它作為藝術語體的一部分，是諷刺與幽默的語料。由於“話隨境遷”，它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而後一段話語是一所省屬農機職業學校工作總結的導語，它出現在現實語境中，語料的性質具有消極性。因此，衡量言語障礙應該充分考慮語境因素。
要避免言語障礙，還得考慮與語言相聯係的規律。比如：
言語要符合語流的順暢。《王貴與李香香》中“一杆紅旗大家扛，紅旗倒了大家遭殃”，這裏的“遭殃”在原句中是“糟糕”，因“糟糕”不押韻而改成“遭殃”。又如：
清代文人胡正藻在《堅磨生詩抄》中寫有“一把辛酸論濁清”，受到乾隆的訓斥：“加‘濁’字於國字上，是何肺腑？”因“濁”在“清”前，被理解為影射清朝，因此，言語障礙與語言材料的選擇有關。言語病是對語言規範的負偏離，而言語創新是對言語規範的正偏離，言語障礙的判定應該研究語言正負偏離之間的關係。
三、文化障礙
語言可以表達任何文化，它本身也是文化。在漢語交際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因文化差異而出現的交際障礙，我們稱之為語用中的文化障礙。主要的文化障礙有以下一些。
（一）問候語
中國人友善的問候有時會被西方人誤解為多管閑事的盤問。這是由於中國人見麵時習慣於明知故問，用當時交際場景和行為方式做招呼語：“上街啊？買菜呀？泡水呀？下班啦？
吃了沒有？修自行車呀？理發呀？”麵對這些問候語，西方人覺得很納悶：為什麼中國人對他人的生活細節如此好奇，就連吃飯、買菜、泡水之類的小事也要過問。他們以為這是在盤問自己。也許是出於禮貌的緣故吧，西方人常常一本正經地對這些“盤問”作出回答，結果卻發現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聽答案的意思。
中西方在招呼語上存在著明顯的文化差異。比如：中國人一般不和陌生人打招呼，否則就以為你認錯了人，甚至認為你動機不良。而美國人的習慣是不管認識與否，彼此見麵時都打招呼，說聲“Hi！”。據語言學家Ｃ·弗格森研究，英語和阿拉伯語的招呼語和告別語通常是從祈禱神靈賜福的用語中衍生而來的。它們約定俗成，有固定的格式或習慣搭配。而漢語的招呼語和告別語是和雙方相遇時的交際場景相連的。在中國人看來，交際雙方相遇時，結合具體場景說一些有關飲食起居方麵的問候語極其自然，它體現了一種對他人隨時隨地的體貼關心，反映了友好的人際關係。
（二）恭維話
中國人的熱情恭維有時被西方人誤解為無禮的嘲諷。例如：中國學生見西方留學生買了許多食品，會說：“嗬，你買了這麼多好吃的？”在銀行見西方留學生存款，會說：“你一定有不少存款吧？”如果見西方留學生燙了發，會說：“你今天真漂亮，比過去年輕多了。”西方人常常將這些恭維話誤解成說話人在打聽和幹涉自己的個人隱私，有時會認為是一種嘲諷和不友好的話語。西方人喜歡在公共場合談論天氣、新聞等公眾話題，即使談及個人也是談論某人的個性、愛好等大眾化的話題，比如：“你喜歡集郵嗎？”“你對演講比賽有何看法？”而不會問及他人的家庭背景、工資收入、婚姻狀況、年齡等隱私。相反，中國人喜歡在日常交際中詢問他人的家庭私事，以顯示雙方關係的融洽。不理解這一點，就會產生交際障礙。上海電視台的一位女記者在一次電視采訪中，向日本電影明星栗原小卷問道：“你今年多大了？”對方不無窘意的遲疑了一下，才回答說：“這這是我的秘密。”後來這段采訪在正式播出前被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