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沒說完，朱元璋連聲大叫：“推出去斬了！”那位窮朋友之所以送了命，是因為他講話不看朱元璋現在的身份和地位，觸犯了皇上，而招來殺身之禍。
二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講，要求接受者主動地接受表達者的話語信息，並作適當的調節，動態地理解話語。
三、交際情境
漢語的表達和接受是在特定的情境中進行的，交際情境包括話語的時代、社會、文化背景，還包括話語的時間、地點、場合等。
言語交際不能離開時代、社會背景。例如：“文革”時期的話語，由於受到時代因素的製約，有其鮮明的特點。一位老太太春節到副食品商店去買豬肉，老太太說要買五斤，售貨員說“要節約鬧革命。”這時老太太也應該回答“要節約鬧革命”，售貨員才好切豬肉。老太太不懂這個規矩，便改口說買三斤，可售貨員仍舊說“要節約鬧革命”，老太太又改口說買一斤，可售貨員還是說“要節約鬧革命”。老太太生氣了。售貨員解釋說，我說“要節約鬧革命”，你也應該說“要節約鬧革命”，我就好給你賣肉了，而不是要你少買。今天看來，這好像是一個笑料，實際上這就是“文革”時期對漢語交際的要求。“‘文革’語言”已成曆史的陳跡，那些政治標簽式的話語，今天已經不合時宜。
言語交際離不開文化背景，各民族語言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比如：言語禁忌，西方忌“十三”，忌“星期五”。廣東忌“豬舌”。說話時不能觸犯當地的忌諱，我國生產的紫羅蘭牌內衣，曾出口某國，出口後銷路不暢，經了解，原來“紫羅蘭”在那個國家的語言中是暗喻同性戀和性變態者。
言語交際也不能離開話語的背景知識。《六十年的變遷》
中，季交恕問方維夏：“你知道這個消息嗎？”方維夏：“什麼消息？”季交恕：“蔣介石開刀了！”方維夏：“什麼病開刀？”季交恕：“你還睡覺，殺人！”這裏的“開刀”是指蔣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殺，而方維夏不了解當時的背景知識，鬧出了笑話。又如：劉克在小說《古碉堡》中寫程副司令向群眾揮手示意，針對平息叛亂，百萬農奴徹底解放，他欣然地說：“鄉親們，天亮了！”農奴不理解：“天本來就沒黑，太陽剛偏西，怎麼又亮了呐？”一句極易理解的話，這裏的農奴卻不知所雲，原來他們從來就不知道“天亮”一詞蘊涵的背景含義。
在言語交際時，合理地利用時間、地點等情境因素，會提高言語交際的效果。鄧小平在卡特總統舉行的宴會上說：“我們來到美國的時候，正好是中國的春節，是中國人民自古以來作為‘一元複始，萬象更新’而歡慶的節日。此時此地，我們同在座的美國朋友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鄧小平在致辭中利用春節這個特殊條件，表達了中美關係開創新時代的美好願望。妙語雙關，話語適切語境，收到良好的交際效果。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作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時值寒冬，聽講的女學生大都圍著紫紅色的絨線圍巾，魯迅因境設辭，借題發揮道：“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若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絨線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
她還須富有，提包裏有準備，坦白的說，就是要有錢。”
話語還必須適切於場合。電影劇本《十五樁離婚案的調查剖析》中有這樣一段對話，老年婦女：“我說這位大姐呀！我說話不到的地方你有文化，能聽明白，我說大姐呀”。審判員：“別叫大姐，稱同誌，或者叫審判員，法庭開庭，別叫大哥大姐的。”法庭是莊嚴的場合，不能將日常生活中的稱呼拿到法庭上來使用。反過來，用於莊重場合的詞語也不適宜用於日常談話。在路遙的小說《人生》中，高加林支支吾吾地對亞萍說：“有時間，我一定去廣播站拜訪你。”“外交部的語言！什麼拜訪？你幹脆說拜會好了！我知道你研究國際問題，把外交辭令學熟練了！”亞萍一語中的，外交辭令用於此時此刻，反而疏遠了兩人的關係。
總之，話語是語言在具體語境中運用的產物，話語的得體與否主要看是否適切於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