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酒打人最厲害了，我後爹喝醉酒，打起我媽來沒輕沒重的。”玉蓮和金香都不懂什麼是“持久戰”，都將“持久戰”理解成“吃酒戰”了，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說話人的文化修養。
經曆。經曆多的人見識廣，見識不同話語的特點也不同。《水滸傳》中的林衝在接管草料場時與老軍有一段對話。老軍說：“火盆、鍋子、碗、碟子都借與你。”林衝答道：“天王廟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終年守護草料場，孤陋寡聞，一個“借”字，透露出小家氣。
而林衝雖然落難，但畢竟見過大世麵，閱曆深，見識廣，一個“拿”字表現了他的豁達大度。電影《渡江偵察記》中的老班長，穿著老伴兒為他做的鞋，學著老伴兒的腔調：“‘什麼一人立功全家光榮啦，什麼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啦’，滿口的新名詞”。這位農村婦女“滿口的新名詞兒”是她經曆新舊社會變革的人生寫照。再如：阿Ｑ進了一回城，見識大增，說起話來，與貴同鄉頗不相同，什麼“條凳”了，什麼“革命黨”了，什麼“小鬼見閻王”了，辭藻比過去豐富多了。
處境。處境不同，話語也有差別。同是趙老太爺，同是對阿Ｑ說話，革命前後大不一樣。革命前趙太爺對阿Ｑ說話是聲色俱厲的：“阿Ｑ，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你怎麼會姓趙！——你哪裏配姓趙！”革命起來後，處境不同了，趙太爺對阿Ｑ說：“老Ｑ現在”，“現在發財麼？”契訶夫小說《變色龍》中圍繞“狗”的主人的變化，那個“變色龍”式的警官，話語多次反複，倨恭無常。
《範進中舉》中胡屠戶對女婿範進的話語也是截然不同的，未中舉之前，什麼“尖嘴猴腮”，“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中舉後一口一個“賢婿”。這些話語的變化，都是由於說話人地位、處境變化所致。
心緒。心緒的好壞也會影響表達者的話語。蘇聯小說《戰爭》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莫洛托夫等人獲悉斯大林的兒子被德軍俘虜的消息後向斯大林作了彙報，斯大林聽了默不作聲，毫無反應。莫洛托夫激動地大聲發問：“科巴，你怎麼啦？你聽見了沒有？”斯大林答道：“斯大林不是聾子”。可想而知，斯大林聽到兒子被俘的不幸消息，心情很沉重，對莫洛托夫的催問感到煩躁而又不便直接表明，故而作出“斯大林不是聾子”這種超乎尋常的回答。人的情感往往最直接地反映在話語中，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聞一多的最後一次演講，《高山下的花環》中雷軍長對全軍戰士的嚴厲講話，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話語，無不受到表達者心緒的影響。
說話目的。說什麼往往受製於為什麼說，話語是圍繞著說話目的而展開的。例如：求人幫忙或勸告他人，話語就要委婉些。為了達到預期的話語目的，常常要調節話語。
如，在公共汽車上，你想要對方向裏移一個座位，如果以命令式的語氣說：“坐過去！”對方則難以接受；如果改用商量的口吻說：“您能不能向裏移一移？”這樣的話語會使你達到預期的說話目的。又如，在一家餐廳裏，顧客說：“小姐，你把大拇指伸進我的麵湯裏去了。”服務小姐說：“沒關係，不燙，不燙。”顯然，服務員誤解了顧客的說話目的。再如，公安人員審問小偷：“當你偷竊時，你難道一點都不為你的妻子和孩子著想嗎？”小偷回答說：“想是想了的，但那個服裝店裏沒有女人和孩子的衣服。”偷竊犯誤解了公安人員的問話目的。這兩則小幽默的製作者正是利用了誤解說話人說話目的的方法，使對話產生了超常的效果。這種誤解話語目的，是為了引起幽默的效果。但有時誤解或曲解話語的目的，卻會引來殺身之禍。如，清朝的徐駿寫了“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的詩句。該詩係閑適之作，並無深意，結果有人歪曲他的話語目的，上奏皇上，說他“思念明代，無意本朝，出語詆毀，大逆不道”。皇上聽信讒言，傳旨將徐駿斬首，造成千古冤案。難怪古人雲：“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
表達者自身的因素對表達者話語的影響，古今名人雅士多有論述。馮時可在《兩航雜錄》中雲：“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周易》曰：“將叛者其辭，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理》中說：“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有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魯迅在《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中曾說，寫人的對話時，須達到這樣的境界：“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