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表達者因素的研究受到公安戰線的重視。公安人員利用表達者的話語特點來協助破案，形成了語言研究的新領域——言語鑒別。這項研究，最初限於辦案人員分析案件資料中的方言詞語。如：1957年4月，北京一個案件中有“香把杆”一詞，它是贛方言詞。意思是香的杆子。不久罪犯被抓獲，罪犯果然是江西豐城人。北京某案例中寫有“勃涅爾列夫”，係“勃列日涅夫”之誤，將“涅”（古泥母字）與“列”（古來母字）顛倒，說明語料製作人不分邊音和鼻音。重慶、貴陽、長沙、武漢、南京、蘭州等地具有這種特點，不久證實，語料製作人原籍武漢，十年前來北京，鄉音未改。隨著言語鑒別的發展，它已不僅僅停留在斷定說話人的籍貫和方言區，還能通過口語和書麵語的分析斷定表達者的身份、性別、年齡、民族、文化程度、學曆、語文水平、職業技能、性格類型、神經是否正常，等等。例如，北京一個案例中有“花活”一詞，它是“花招兒”的意思。“玩花活”就是“耍花招兒”，該詞在北京青年工人中流行，言語鑒別者斷定說話人為北京地區青年工人。
不久證實，該人係北京某廠電工，34歲。再如，北京某案例中有這樣一段話：“東邊的人要跑到西邊上班，西邊的人要跑到東邊上班，南邊的人要跑到北邊上班，北邊的人要跑到南邊上班。”根據不厭其煩的特點，鑒別者斷定該語料製作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不久即被證實。言語鑒別是通過對案件語料的分析，發現並鑒別語料製作人，為破案提供依據。言語鑒別對語用規律的研究提供了什麼啟示呢？語用規律強調話語表達受表達者自身因素的影響和製約，而言語鑒別正是用語料來鑒別表達者的因素。兩者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互為印證，說明了重視話語主體因素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二、接受者
話語的接受方式包括聽和讀，關於接受者因素的研究分兩個層麵：
一是站在表達者的角度來看，漢語表達既要“自適”，即適合表達者自身的因素，又要“適他”，即適應接受者的因素；“說話要看對象”就是說話語要充分考慮接受者的身份地位、年齡、性別、性格、修養、文化程度、職業、籍貫、經曆、處境、心緒等因素，否則就是無的放矢。如，有個托兒所的阿姨教孩子學唱《四季歌》，當阿姨念歌詞“郎呀，咱倆本是一條心”時，孩子提出異議：“狼是壞東西，不能同它一條心！”（1982年《文彙月刊》第三期）阿姨教唱歌，沒有考慮到小朋友的年齡特點，兒童隻懂“大灰狼”的“狼”，而不懂“郎君”的“郎”。阿Ｑ不喜歡聽“光”之類的字眼，這和他頭上的癩瘡疤有關。黃濟人的小說《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中，寫我軍幹部對國民黨戰俘作學習動員時講：“你們要放下包袱。”這時一個戰俘誠惶誠恐地說：“請貴軍體察，我是火線上被俘的，除了一件大衣，別無行李，實在沒有什麼包袱可放呀！”我軍幹部沒有考慮聽話對象的身份和經曆，他們對“包袱”一詞的引申用法不熟悉，因而造成誤解。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從前結交的朋友紛紛求見，有的因此當了大官，一位窮朋友也來求見，講了以下一段話：“我主萬歲！還記得嗎？從前你和我都給人看牛，有一天，我們在蘆花蕩裏把偷來的豆子放在瓦罐子裏煮著，還沒等煮熟，大家就搶著吃，把瓦罐子都打破了，撒下一地的豆子，湯都潑在泥地裏。你隻顧從地下滿把抓豆吃，卻不小心連紅草葉子也送進了嘴裏，葉子哽在喉嚨口，苦得你哭笑不得。還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青菜葉子放在手上拍一拍吞下去，才把紅草葉子帶下肚子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