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語言精湛，神采飛揚，蘊藉彰顯
語言精湛，神采飛揚，蘊藉彰顯，這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文人的書信中比比皆是。如曹植《求自試表》：
臣聞出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榮於親，事君貴於興國……方今天下一統，九州宴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事末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滄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
這段文字中的對偶句，排比句，駢散並行句構成了物質材料，經過作家的匠心獨用，形成了有機的整體形式美，讀來抑揚頓挫，起承轉合，音樂美感十足，用典藻飾，使人聯想頗發，報國之情溢於言表。不僅曹植注意文的審美屬性，其他文人也有意於此。
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在用詞造字和塑造意象上更像經營一篇寫景美文：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溯無邊，險徑遊曆，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峰與辰漢相接。上常積雲霞，雕錦褥……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
文學運用語言符號，創造形式結構，具體形象，使它們具有獨特的性能。許多不同的性能融彙成一個詩的、音樂的或建築式的新世界。鮑照訴說了旅途勞苦，客遊惆悵，又描繪雲嶺彩霧、神仙境府，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令人神馳。
李密《陳情表》，雖然用了不少四字句、對偶句，有駢文的整儷之工，但語言卻絕不雕琢，而是十分自然真切，仿佛是從肺腑中流出，絲毫不見斧鑿痕跡。文章語言十分生動形象，如第一段寫孤苦無依之狀，第二段寫州縣催迫之景，第三段寫祖母病篤的慘苦之象，都如在眼前。此外該文在語言上還十分精練準確，排偶句的運用極有特色，不僅音韻和諧，節奏鮮明，簡潔練達，生動形象，而且感情真摯，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有些詞句，已為膾炙人口的成語，例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運用比喻和誇張手法，將祖母危在旦夕，自己不忍廢離的深情形容得淋漓盡致；“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循私情，則告訴不許”。通過對比，既突出了李密進退兩難的無奈，又將盡忠之情與盡孝之情表現得真切而感人。
五、審美屬性、審美情感完美結合
這裏的審美屬性是指審美意識形態屬性。秦漢魏晉南北朝書信的審美意識形態屬性表現在具有無功利、形象性、情感性的話語與社會權力結構之間的多重關聯域，其直接的無功利、形象性、情感性總是與深層的功利性、理性和認識性等纏繞在一起。文學的創造，就是情感內容完美形式化，完美形式情感內容化，這雙向對象化過程中，顯現出一種獨特的存在；完美的形式是文學的軀體，情感內容是靈魂。文學本身有審美情感才有氣韻生動。隻有把文學藝術理解為是我們的思想、情感的一種特殊傾向、一種新的態度，我們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義和功能。美學家宗白華先生說：“文藝境界的廣大和人生同其廣大，它的深刻和人生同其深刻，這是多麼豐富，多麼充實！”文學在具有形式上的審美屬性之外，還有審美的情感特征，從情感上打動人、感染人，給人帶來審美情感的體驗。
丘遲《與陳伯之書》，曹植《求自試表》，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李斯的《諫逐客書》，習鑿齒的《與桓秘書》等書信均體現了審美屬性、審美情感的完美結合。
秦漢魏晉文人書信的外在形式具有鮮明的審美屬性，內在形象具有濃鬱的審美情感特征。是“人的覺醒”這一時代主題在文學領域的獨特反映。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說：“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隻有在內容與形式完全統一的條件下，真正的文學作品才產生。鮑照具有極強的審美能力。他的《登大雷岸與妹書》，不僅善於發現並捕捉自然景物中的美，更擅長於創造並表現這種美。山水文學的美學要求，不是機械的“模景”，而是進行藝術的再創造。鮑照把長江沿途的山川景物，完全置於自己的感受之中，體物寫貌，不僅力求形似，更著意追求神肖。他賦予山川景物以靈魂，使它們成為有生命、有活力、有感情、有個性的藝術形象。鮑照自己負才任氣，慷慨激昂，所以他筆下的高山才能“負氣爭高”“參差代雄”。當他自己的感情洪流與奔騰向前的大江合流時，大江才會“鼓怒豗擊”“吞吐百川”。鮑照心境中的廬山，更像一位才貌出眾的俠女，她不僅有飄飄欲仙的嫵媚姿色，還有鎮控湘漢的神奇威力。我們置身於這些性格鮮明、神態逼真的山水形象之中，遨遊經過鮑照藝術再創造的長江風光圖，怎會不感到是一種美的享受呢？本書所選的書信，不僅外在形式具有鮮明的審美屬性，內在形象亦具有濃鬱的審美情感特征，且二者水乳交融。
秦漢魏晉南北朝書信可以說是其文學的縮影，而這一時期的文學（除漢）則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後屬於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後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題，這就是生死主題、遊仙主題、隱逸主題。生死主題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關於如何對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曹丕的《又與吳質書》很真切地表現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秦漢魏晉南北朝書信看不到迂腐氣，而深蘊著文學化、個性化，人情美、人性美。這些作家們不再將自我拘泥於儒家經典的框架之中，而是以強烈的自我意識來隨心所欲地表現自己的思想、觀點，因而這些書信也就顯得灑脫自然，至真至性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