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不僅僅源於司馬遷出色的語言表達能力，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個“情”字。這個情不是癡男怨女的戀情，但比男女戀情更加淒婉；這個情不是侍父養母孝敬之情，但比孝敬之情還要純真；這個情也不是忠君效國之情，卻比忠君效國更加高尚。這個情超越了時間和空間限製，是人類最神聖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命之情。
綜上所述，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信，充分展現了在文學自覺意識的形成下，在人的覺醒下，在人的個體自由意識的煥發下，出現了人們對秉意相投、心性相知的友情的格外珍視。人們向友人抒發情感、傾吐懷抱、表露誌向，這其中滲透著對友人的深深情感，對友人的無比信任，對友人的相知相契以及對友人的心性相通。這種本自秉性、純潔高尚、契若金蘭的友情正是秦漢魏晉南北朝時人的友情觀。
二、縱論時賢，切中肯綮，真知灼見
劉琨的《答盧諶書》是劉琨寫給好友盧湛的一封書信。劉琨生活在一個民族矛盾深重的時代，當時整個華北幾乎全部淪為異族統治，他卻奮起戰鬥，一生忠心耿耿為晉室效命。“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複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麵對國破家亡、親朋死傷，他有無盡的憂愁哀憤，渴望與好友能有哪怕是短時間的歡娛。在這封信中，劉琨還提出了人才在世貴在知遇的用人觀點。“今君遇之矣，勖之而已”，認為好友盧諶如今已找到了知遇之人，應該努力去為國家效力，其間洋溢的愛國感情，表現出劉琨對好友的希冀及其由衷的信任。
李斯的《諫逐客書》在論證秦國驅逐客卿的錯誤和危害時沒有在逐客這個具體問題上就事論事，也沒有涉及自己個人的進退出處，而是站在：“跨海內製諸侯”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高度，來分析闡明逐客的利害得失，這反映了李斯的卓越見識，體現了他順應曆史潮流的進步政治主張和用人路線。文章所表現的不分區域，任人唯賢的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曹植《與楊德祖書》，即表達了自己平生的胸懷和抱負，又蘊涵了不少可貴的文學思想：
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複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裏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仆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餘也。
一是反對文人相輕。這乃是針對建安文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的現狀而有的放矢的議論。不僅如此，本文還進一步提出了這樣一個基本觀點：著述不能無病，作家當精益求精，不憚修改。二是以批評陳琳為例，主張文人之間能客觀地開展相互批評，而不是一味專事互相吹捧。三是強調文學批評應以創作才能為基礎——即唯有自身具備創作的才華和能力，方有資格對他人文章一論長短高下。此論雖有“辯而無當”之嫌（《文心雕龍·自序》），但對於當時劉季緒之流才庸行妄卻隨意抵苛他人的文壇時弊，也不失為一種矯枉糾偏的助益。四是提出了在文學口味上“人各有好尚”，不能強求統一的觀點。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樂之論”。因此批評者在評論文章時，不可以一己之偏好，強求他人認同遷就。五是肯定了民間俗文學所獨有的價值。“街談巷議，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應該說，此書見地高遠，且意到筆隨，情文並茂，堪稱魏晉時代極有特色的一篇論文文章。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開文明題，感慨時光流逝，“歲月不居”。歎人生苦短是魏晉時期哲學思想和文學界一大主流。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由此及人，先說曹操，後議自己，轉眼間都到了五十朝上的年紀了，大有英雄遲暮之感，地遠天迥之意。並由此感慨天下賢才，海內知識殆盡，把一種巨大的愁緒展現在人們的麵前。在這種背景下推出盛孝章，特立標格，搶人眼眶。寥寥數語，緊緊抓住曹操心理。接著，作者從人生感歎到天下形勢，再論及當今賢才，如剝繭抽絲，絲絲相扣，用意十分明顯。順而論之，這特立尚存不可多得的賢才盛孝章正處於孫氏政權的威脅之下，陷入孤危愁苦的困難境地，若不及早營救，“此子不得複永年矣！”形勢之急，勢之所危，如殘魚遊釜，刻不容緩，急切憂慮之情躍然紙上。
三、狀物寫景，擬影摹蹤，窮形盡相
南朝丘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短短四句構成一係列優美形象，這些形象形成了美的符號，把江南晚春生機盎然的信息，傳達給我們，作用於我們的感官。胡經之說：“文學藝術，應是人類為了使人類生活更加美好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審美模型”。丘遲無疑創造出了這種模型，而且這模型在內容形式上也達成了一致。正如盧卡契所說：“審美形式始終都是作為某種特定內容的形式出現的。”江南春天的內容美形成了丘遲創造的形式美。
《與朱元思書》是南朝梁文學家吳均所著的一篇著名的駢體文，該文既用人的感受反襯出山水之美，也抒發了對世俗官場和追求名利之徒的藐視之情，對友人的規勸。含蓄地流露出愛慕美好的大自然，避世退隱的高潔誌趣。作者以簡練明快的筆墨，描繪了一幅充滿生機的大自然畫卷，且僅用一百四十四字便生動逼真地描繪出富春江沿途的綺麗風光，被視為駢文中寫景的精品。吟誦此文，但覺景美、情美、詞美、章美，如此短的篇幅，卻給人以美不勝收之感，令人歎為觀止。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裏，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穀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曹丕《與吳質書》：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餘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鹹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萬。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從內容上看，由回憶往昔與友人一同研習六經、諸子百家著作的場景以及在南皮暢遊時的歡娛，曆曆在目。然後轉入對友人早逝的懷念，發生“斯樂難常”的感歎。該段在形式上，駢散間雜，采用抒情式的語句，誦讀起來朗朗上口，將思念的情懷，具體地化入對仗工穩的駢句之中，令讀者也為之動情。從情緒上看，是為實寫，先樂而後悲。彈棋，六博自然歡樂；甘瓜、朱李自然甜美，從白日至夜晚的暢談，無不充溢著愉悅的氣氛。筆鋒陡地一轉，聽到“悲笳微吟”，忽然感到“斯樂難常”，聯想到昔日同遊的建安文士或各在一方，或“化為異物”，不禁悲從中來。值得提出的是，信中“悲笳”“哀箏”中之“悲”“哀”二字含義，與今之“悲哀”意稍異。悲有慷慨之意，哀為雄壯之聲。漢晉人謂妙音為哀。是以“哀箏順耳”，聞“悲笳”則“愴然傷懷”。三國士人重視生命，崇尚真實，但時常悲歎人生的短促。聚散生死這一股悲涼之霧，始終籠罩著士人的心靈。南皮暢遊自然是樂事，然而有聚自然有散，人常謂“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更何況聚會往往短暫而難得，離散才是長久而容易的呢！由聚散再聯想到人生之短暫、生命之易逝，往昔的好友轉瞬間“化為異物”，生死兩隔，當然要令人悲從中來，傷懷不已了。這類先敘聚會、暢娛之歡樂，突然轉入對人生無常的莫名悲傷，在漢晉之際的文學作品中十分常見。東漢《古詩十九首》中“今日良宴會”一首，起句為“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中間忽然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騰塵”的悲傷。再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第一段，因群賢集宴，攬崇山峻嶺之美，俯仰宇宙之大，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第二段忽然言悲：“不知老之將至”，“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當然，悲歎人生易逝的目的不是讓人徒為傷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讓人們更加珍惜生命。曹丕此時的悲，是來自於對友人深深的思念，從而更加珍惜對活著的人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