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通訊手段極不發達，書信是人們互相傳遞消息、交流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實用工具。現保存下來的最旱的書信是《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史書中記載的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書信，如鄭子家《與趙宣子書》，鄭子產《給晉範宣子書》，樂毅《報燕惠王書》，魯仲連《遺燕將書》都是曆來傳誦的名篇。然而，春秋時期，由於列國紛爭、王綱解紐、政在諸侯，所以，書信往來多用於貴族士大夫之間談論軍國大事，主要是進行論證辯論。表達個人情感、敘事抒情的信幾乎沒有。漢以後隨著紙的發明使用，人們寫信的條件得以改善，寫信的人漸多，公私書信與日俱增。書信在中國古代，通常被認為是散文的一種，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篇中說：“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春秋以前，政務簡單，後列國紛爭，交往日多，書信隨之而生。書信最初是專用於言事的，《左傳》所載：“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漢代以來又擴大為言事敘情，司馬相如《報文君書》、馬援《誡兄子嚴敦書》等等。司馬遷《報任安書》是以書信形式，敘述不幸遭遇，抒發憤懣之情的名篇，全文寄悲情於翰墨，抑鬱苦痛之情，盡泄而出。是書信由事及情的轉折。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人的覺醒，人的個體意識的喚醒，個性自由意識的煥發，人作為人的全部情感，需要一種真正秉意相投的知己朋友進行內心深處的情感交流。這種交流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發自心底的真情流動，甚至是無遮無攔的任意宣泄，擔心憂慮、想念傷悼、瞬間感悟、豪情壯誌、無可奈何等等，即使在父母與子女之間都難以或不願啟齒的，都可在友人麵前暢所欲言、一吐為快，並從朋友那裏獲得真正心意相通的理解與慰藉。因此書信的應用範圍更加廣大，而且具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抒情性大大加強、突出。尤其是寫給朋友的書信，作者更能袒開襟懷、吐露真情、舒展抱負。當然，這種自由抒寫、推心置腹體現著時人對朋友的信任與需要。魏晉南北朝致友人之書信中，其抒情寫誌中流淌著一股深厚真摯的友情。這種友情完全是本著秉意相投、誌趣相合的原則，完全是出自人的一種本真心性，絕無絲毫雜質與汙穢，那種以利相交、以貴相交、以權相交的現象已經蕩然無存。
魏晉時文人書信在內容、形式、風格等方麵都有徹底的改變與延伸，他們揮灑自如，不為物所累，廣泛和諧地與人交往，又往往打破社會生活實用價值和功利目的的局限，保持了自己的獨特和個性，這些都在文人之間的書信中完美地體現出來。當時的文人不但把書信作為表情達意的手段，而且把它當作表現個人藝術修養、精神品質、文學功力的絕好途徑，他們苦心設計與營造。《文心雕龍·書記》：“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豐簡必錄；應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誌高而文偉矣……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尺牘之偏才也”，在抒寫章表書信時，文人們無不苦心經營，使形式與情感俱佳，又加之魏晉時駢文乍起，散駢並用，聲律委婉和諧，典故運用，辭藻雅麗，使書信美感由此而生，文學美感亦由此而生。文學離不開形式美，因此本身才具有審美屬性和審美價值。創造外在形式的美，就一定要選擇適當的物質材料，進行加工建造。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情真意篤，情事交融，透徹肺腑
曹丕的《與吳質書》：
歲月易得，別來行複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寸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暝。誌意何時複類昔日？……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曹丕在書信中，悼念亡友，緬懷昔日宴遊作詩盛況，再敘眼前孤獨冷落情景，感慨時光易逝，惆悵苦悶之情，充滿字裏行間，有情之人，此時此地，此景此情，豈不動容？黑格爾說：“藝術應該通過什麼來感動人呢？一般地說，感動就是情感上的共鳴”。該信全文自然通脫，慷慨任氣，同時語言質樸流暢，毫無驕矜之氣，與前代文人書信，迥然有別，開一代書信風氣之先。
魏晉文人書信表現了人的內心世界，觸及到了人的靈魂深處。曹植《與吳季重書》於“詞采華茂”中表達了比“桃花潭水”還深的摯友純真的情誼：
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複，曠若複麵……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相聞。
同樣寫給吳質，曹植用詩人的敏感、細致、飽含深情的筆墨，道出了朋友間別遠會稀，懷戀反側的情境。托爾斯泰說：“在自己的內部喚起曾經經驗的感情，而且將這在自己的內部裏喚起了之後，借著表現於運動、色彩和語言的形象將這種感情傳遞給別人也能經驗和這同樣的感情——而藝術活動即於成立”。審美情感特征是文學的重要特點，它借助語言形象並且傳遞給讀者，引起讀者的共鳴，“情以事生，事以情觀”。情、事交融是文人書信的又一特色。
李密的《陳情表》在抒情中敘事，在敘事中抒情。信中說他自幼孤苦病弱，祖孫相依為命，不曾寸步分離的境遇。行文曲折有致，情豐理實，態度委婉誠懇，堪稱“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其中“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但“以劉氏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真是至情言語，一往情深，盡寫人間親情。無怪乎司馬炎看後感慨非常，不再相逼。
再如習鑿齒的《與桓秘書》。習鑿齒在當時因事遷怒桓溫，被出為滎陽太守，後又罷歸鄉裏。在襄陽故裏，他觸景生情，感慨萬端，遂寫信給朋友桓秘，以抒發自己的情感。
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嚐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
曆數了三國時期襄陽前賢的英名與風範，緬懷先人，不由地發出“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的感歎，將自己的感觸傷懷傾瀉給可與之心相交會的知己好友。
真摯的友情不但終生不渝，而且會超越生死的界限，這正是友情的力量。任昉是一位篤於友情的人，他的《與沈約書》中就向沈約傾吐了對亡友範雲的深深追思（任昉和沈約皆為範雲故友）。“範仆射遂不救疾”，友人已去，不忍明說“死”，卻說“不救”，在這裏，他吐露了許多難以言傳的生死永隔之悲，似隱隱挾帶咽泣之聲。接下來向沈約訴說亡友的平生事跡，實際上是沉入對亡友的深深緬懷之中。想起範雲彌留之際的景象，便再也抑製不住心頭的悲慟，幾乎是嗚咽啜泣地哭了：
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乘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隻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友人去了，平生的音容和笑影，刹那間全化為夢幻般的過去，生離已使人黯然銷魂，死別更令人悲痛難抑。這綿綿無盡的哀思中正深蘊著對友人的深切懷念與一往情深。
而劉峻的《追答劉秣陵沼書》更是一封生人直接追答死友的信，其中所抒發的痛哭流涕的感傷之情絕不亞於對活者的深情。劉峻與劉沼兩人生前觀點不同，論辯激烈，但這並未影響彼此的友誼；劉沼死後，劉峻寫此信追答，對友人的逝世表示萬分悲痛，甚至希望真有鬼魂存在，以便繼續交談辯論：“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征，冀東平之樹，望鹹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實在是難以抑製對好友的懷念之情。正因為這種友誼的內蘊是基於對真理的信念，所以能夠超越死生而忠貞不渝。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友情的重視，對意氣相投的朋友的珍視，便使這一時期出現了寫給朋友的絕交信。絕交信的出現正從反麵表現出人們對真正友情的需要。魏晉南北朝是個人之覺醒的時代，人的個性意識、自由意識已相當地喚醒。當雙方感到意氣相投時，便可結交為友，推心置腹；當感到誌趣相異時，便可奮筆疾書，以告絕交。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嵇康寫給好友山濤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山濤原本是嵇康的好友，兩人曾在一起打鐵，後來山濤投靠了司馬氏，被任命為吏部郎，想舉薦嵇康以自代，嵇康因不願與當時殘暴的統治者同流合汙，便寫了這封公開的絕交信，以表明自己的態度。這種不以利益、不以權貴、完全以誌向情操為原則的交友，正體現了時人對秉性相投友誼的渴望、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