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說中的革命敘事並非一成不變，這就留下了其革命觀和政治觀發生變化的痕跡。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中國的社會現實極其黑暗，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全麵失敗及其奉行的投降主義政策令老舍非常失望。起初，老舍以為中國社會的混亂與政治革命或學生運動直接相關，後來他才意識到，恰恰是因為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以及國家的內憂外患，才導致學生運動和政治革命頻繁爆發。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左翼文學及其主張就沒有先前那麼不屑了。老舍在“文協”主持工作期間與左翼文藝人士有了大量接觸，這使得他日漸認同左翼文學中彰顯出來的某些精神訴求和階級立場。縱觀老舍的文學創作，筆者認為，《趙子曰》、《貓城記》和《四世同堂》完整地展現了老舍在不同時期對革命的態度，或者說，這三部小說真切地透露了老舍革命觀轉變的精神軌跡及其文化選擇的流變性。
老舍創作《趙子曰》前後，適值革命文學方興未艾，加之他在英國教書，所以他對革命文學的發展動態以及革命者的熱誠和理想並不了解。及至他回國，“文藝論戰已放棄了文學的革命，進而為革命的文學。配備著理論，在創造上有普羅文學的興起”，但他認為“普羅文學”的內容與技巧“都未盡滿人意”，加之他不懂革命理論且懼怕國民黨“審查老爺們的虎威”，因此，盡管後來《黑白李》的創作受到了革命文學的影響，但總體來說，他對革命文學的評價不高，認為相關作品內容不充實、人物不生動，流於口號化。老舍：《〈老舍選集〉自序》，《老舍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第11—13頁。最關鍵的是，老舍的古典文學修養和對煽動性文藝作品的反感必定會使得他有意疏離“革命文學”、階級鬥爭學說乃至共產黨。如此，我們再返觀《趙子曰》，就能理解老舍對學生運動進行醜化描寫的潛在心理了，也會明白趙子曰為什麼看起來那麼淺薄無知和令人生厭了。
創作《貓城記》時，老舍對共產黨仍無好感，因為後者是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所指定的非法政黨。老舍對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尚且失望憤慨，對處於紛爭之中的其他黨派自然也沒什麼好感。在《貓城記》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老舍對共產黨的態度。一方麵，老舍對共產黨並不認可。1930年代，日本不斷加大對中國的侵略力度。中國共產黨雖然在1932年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但由於國民黨的大肆圍剿，共產黨不得不同時應對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的雙重打擊。更糟糕的是，由於當時共產黨尚處於發展期，“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仍占據統治地位，加之在早期鬥爭中照搬蘇聯模式，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套用在資本主義尚未發展起來的中國社會身上，把西方的革命理論照搬到中國，結果可想而知。就思想文藝界來說，是時的民主主義作家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少部分持否定或不屑的態度，老舍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在《貓城記》中對共產黨和左翼文藝運動都進行了諷刺。另一方麵，老舍對共產黨的反對態度並不激烈，因為他一直堅持社會批判和國民劣根性批判，尤其是他與胡風等“左聯”作家關係十分要好，因此其內心極為矛盾：他既想恪守相對中和的政治立場，又認可一些“左翼”朋友傳遞過來的思想觀念，其標誌就是借小蠍之口傳達了“大家夫斯基”的政治主張——“人人為人人活著的一種政治主義”——“的確不壞”的觀念。是故有學者說：“在老舍寫作此書的1932年，在糾正錯誤路線的遵義會議尚未召開以前，便能從肯定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是‘真改革’的同時，提出中國革命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不能照抄照搬俄國的經驗，這是多麼了不起的真知灼見。”張慧珠：《老舍創作論》，第189頁。總之，老舍既痛感於社會黑暗和人間不平，尤其對軍閥各自為政、爭權奪利和賣國求榮的行徑感到憤怒，同時又對激進的政治運動或左翼文藝思潮持矛盾態度。所以他在1935年坦承：“《貓城記》，據我自己看，是本失敗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顯出我有塊多麼平凡的腦子。”老舍：《我怎樣寫〈貓城記〉》，《我怎樣寫小說》，文彙出版社，2009年，第26頁。這就從側麵告訴我們，老舍的革命觀和政治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