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通過查閱老舍在“左聯”機關刊物或與之關係密切的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情況可以發現，1930年代的老舍與“左聯”的接觸一直比較多。1931年創刊的《青年界》和1932年創刊的《現代》，都與“左聯”關係密切，刊登過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老舍在前者上發表了《馬褲先生》（小說）、《眼鏡》（小說）、《觀畫記》（散文）、《我的暑假》（雜文）、《幾句不得人心的話》（散文）和《五天的日記》（日記），在後者上發表了《編輯座談》（創作談）、《貓城記》（小說）、《夏之一周間》（散文）、《抓藥》（諷刺詩）、《鬼曲》（諷刺詩）、《沈二哥加了薪水》（小說）。1932年上海的《申報》副刊“自由談”改版，由黎烈文擔任編輯，是時老舍頻頻在該副刊上發表文章，僅在1933年就有：《教授》（諷刺詩）、《長期抵抗》（諷刺詩）、《空城記》（諷刺詩）、《真正的學校日刊》（雜文）、《希望》（新詩）、《辭工》（小說）、《勵友人書》（書信）、《寫信》（雜文）、《打倒近視》（雜文），等等。1933年7月1日《小說月報》更名為《文學》月刊後成為“左聯”的機關刊物，由鄭振鐸、茅盾任主編，老舍任特約撰稿人，他在該刊上發表了《微神》（小說）、《臧克家的〈烙印〉》（書評）、《鐵牛和病鴨》（小說）、《新年試筆》（散文）、《犧牲》（小說）、《生滅》（小說）、《上任》（小說）、《老年的浪漫》（小說）、《陽光》（小說）、《新時代的舊悲劇》（小說）、《新愛彌爾》（小說）、《哀啟》（小說）、《AB與C》（創作談）、《東西》（小說）、《我這一輩子》（小說）。1934年1月1日，鄭振鐸、章靳以在北平主編《文學季刊》，老舍為特約撰稿人。1934年9月20日《太白》半月刊在上海創刊，該刊主要登載諷刺和揭露黑暗現實的雜文與小品文，老舍也是該刊的“特約撰述人”，其《讀書》（雜文）就發表在該刊第1卷第7期上。而老舍的《婆婆話》（雜文）發表在1936年9月5日《中流》月刊創刊號上。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有了與左翼文藝界諸多交往的前期鋪墊，才有了後來《四世同堂》中錢仲石的抗日壯舉和祁瑞全作為正麵革命者的出場。
綜上可知，老舍的空間轉移和都市體驗成就了其市民文學創作，而他所建構的革命敘事其實是其多元文化選擇中都市體驗跡化的必然結果。另外，老舍一直沉潛於都市文化和民間記憶之中，但他的深刻之處在於，他在進行革命敘事和文化批判時，借用西方文化觀念消解了“市民階級進入現代性進程之前的文化道德傳統”陳思和：《〈駱駝祥子〉民間視角下的啟蒙悲劇》，《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但他並未因此拔高西方文化的地位，而是強調了中西文化的互補性：“西方的精神是斑斕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躍，及直爽；東方的精神是淡遠的秋林，有它的安閑，靜恬，及含蓄。這樣說來，仿佛各有所長，船多並不礙江。可是細那麼一想，則東方的精神實在是西方文化的矯正，特別是在都市文化發達到出了毛病的時候——像今日。”老舍：《代語堂先生擬赴美宣傳大綱》，《老舍文集》第14卷，第541頁。這在當時無疑是極富啟發性的觀察、描述和認知維度。就此而言，老舍思想的圓潤性、視角的開放性和思維方式的獨異性以及他在諷刺、暴露、頌揚和抗爭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智慧和骨氣仍然是值得我們借重的精神資源，而他的革命敘事和文化批判也在當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凸顯了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