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禮義廉恥的基礎上經過鑒別、篩選、改造、更新、建設中國的民族精神，這是否可以說是老舍多年思考、探索後用《四世同堂》做出的形象的述說？
五、老舍的啟示，行得通嗎？
記得上世紀50年代馮友蘭先生曾經大力提倡過“抽象繼承法”。他認為某些古代哲學命題可以區分為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其抽象意義往往可以為一切階級服務，因而可以繼承，後來遭到嚴厲的批判，從此“抽象繼承法”幾十年銷聲匿跡。現在想起來此說還是很有道理的，它不僅是個理論主張，它也真實地反映了意識形態發展的曆史過程。《四世同堂》中老舍給我們的啟示與馮先生的“抽象繼承法”是很契合的。他在書中所肯定的四維五德，與孔子、孟子、《禮記》、荀子那時提倡的這些道德觀念在具體意義上就有十分明顯的不同。
老舍的這個啟示，在當年對改造國民性不失為一個可行的途徑。中國台灣、新加坡等地區道德建設的成功已經是世所公認的範例。然而，在今天它是否還能行得通，我不免猶豫起來。
老舍在抗日戰爭時期仍然堅信，中國民眾在內心深處始終保留著中華民族道德的好傳統，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中國現代曆史上曾經有過“打倒孔家店”等思潮。在五四大潮中反孔反傳統有它的合理性，而同時我們的一些先輩卻也有對民族傳統的劣質和優質缺乏分析的簡單化的偏頗，但是畢竟這些思潮影響的範圍有限，深度有限，時間有限。不久，由於民族矛盾的上升，救亡和抗戰上升為中國人共同麵對的主要課題，因此，反傳統思潮並沒有動搖民族道德傳統的根基。尤其在民間，好的壞的，大體依舊。
然而今天我們麵對的是近幾十年曆史造成的道德的滑坡和缺失，一次次和意識形態綁在一起的政治運動，家喻戶曉的大批判，城市到農村人人“靈魂深處鬧革命”和“徹底決裂”，是非顛倒，正義蒙冤，扭曲了人們的靈魂。道德傳統中的全部劣質特別是忠君思想、奴才哲學、等級觀念、自私自利等都發揮到了極致。在這種情況下迎來市場經濟和腐敗泛濫的嚴重考驗，民眾的傳統美德麵臨連根拔掉的局麵。
葉永烈在《我的精神家園》裏曾發表過他的一個看法：“國民根性具有高度的穩定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都不容易改變。對於古老的傳統國家來說，尤其如此。”我以為，這種穩定性也不是絕對的。中國近幾十年有兩代人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出生於三四十年代受過較多傳統教育或影響的一代人，活下來的也都垂垂老矣，道德傳續有一個難以跨越的大裂穀，就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未必都能堅守。看來，精神廢墟的重建比物質廢墟的重建要艱難百倍。
屬於意識形態的道德永遠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重建也就不可能孤立地進行，它隻能隨著政治和經濟的徹底改革而逐步取得成效，尤其是政治製度的改革對道德的影響更大。道理是明擺著的：當官員們肆意揮霍公款的時候，要求百姓們“非禮勿取”是不容易的；在百姓們感覺不到國家是自己的時候，很難要求他們“克己奉公”。在當今社會的道德環境中，有教人學好和教人學壞兩種力量，如果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教人學好的力量永遠處於弱勢。因此，道德重建所必需的前提條件是否具備，還有待時間來驗證。
老舍《四世同堂》的頌歌是現實主義的，也有理想主義的性質。1949年老舍回國後結束了獨立作家的身份，此後沒有也不可能重提他的道德建設理想的主張。今天的形勢下，學者們不再避諱這個問題，公開發表著各自的主張，做著一些探討。同時，在官方的允許甚至鼓勵下，各種形式的尊孔活動又起，人們穿起自己設計的古代服裝祭孔。有些小學開學時也要向孔子行禮，開筆破蒙，朱砂開智，誦讀《論語》。深圳世界大運會的宣傳標語也在圍繞“仁義禮智信”做文章。這似乎都在做著繼承發揚優良傳統的努力。但如果孤立地停留在形式層麵上，單純就道德論道德，甚或不分好壞原封照搬，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這就是我對老舍的啟示是否行得通感到疑惑和憂慮的原因。
但我仍然期盼著。我堅信，老舍先生的願望最終不會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