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奢望要是有一篇作品能達到這個水平，死也瞑目了，我曾仿孔慶東先生的文風寫了一篇算是中篇小說吧，在警綜平台掛過，固原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魏進德同誌給予了較高評價：“魯迅的《故事新編》是我喜歡的，楊先生的《諸葛出山》有樹人風格。才情、幽默、譏諷、故事，應有盡有。小說寫到這樣，已達高峰。先生再努力，多產出。”還是有點兒幽默元素吧！直到今天也沒有寫出一本長篇小說，這是深為遺憾的，要不看到馬玉鳳大隊長的小說訝然不已呢，所以，有生之年還得好好努力呀！
尋章摘句老雕蟲
給多位朋友文章挑出些瑕疵，以期淨化文字粗糲舛誤迭出的空間。力求減少錯誤文字、史料、典籍給大家帶來的以訛傳訛，盡量減少不必要的誤導。除一位朋友提出問題駁回外，其他朋友都十分謙虛表示有錯必糾，歡迎挑錯，比如胡曉萍教導員、劉懷峰總隊長等。敝人明白，個別詞句錯誤，很可能打字不慎出現別字，或檢查不細百密一疏，誰都不可避免出點失誤，隻是人家虛心，賣敝人麵子，如果刻意挑毛病，肯定會有的。實事求是，並沒有受人之托，公安廳也沒有賦予職責。完全出自做老師的良知，或者好為人師的天性使然，斯人也斯疾也。之所以微博一年多才舊病複發，或者重做馮婦，蓋因一時技癢，難以忍隱，終於露出廬山真麵，故屢屢施以辣手，不留情麵挑大家毛病，明顯不夠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為說明挑毛病是舊病不是新疾，有必要給大家說道說道敝人吹毛求疵的人生曆程（或心路曆程）。
敝人五歲上學，年齡不夠戶口改大一歲。平時說五歲開始閱讀並非虛言。十年浩劫，在農村當了近五年牧童。《三字經》“掛角”“鑿壁”“囊螢”方式讀書，當年的確和李密一樣邊放牛邊讀書（隻是人家寫出《陳情表》而敝人不能）。由於書讀得多一些，總想找機會炫耀，當時農村文化生活十分貧乏，甭說電視，連廣播也聽不上，看一回電影像過年。夏天晚上乘涼，聽村裏看過古書的老人講故事是最大的享受。無非《封神榜》《施公案》《小五義》《說嶽全書》《隋唐演義》等等。這些書都讀過，大概講故事的老人記憶出點問題或文化程度相對低些的緣故，經常出現情節、人名、場麵上的錯誤，之所以去現場，倒不是為了聽故事，主要湊熱鬧，因為同齡小夥伴差不多都在現場，完全隨大流起哄架秧子。按理說去了就好好聽吧，忍不住挑人毛病，有時正講到熱鬧地方，情節講錯了，敝人突然站起來，大叫“大爺，你說錯了”，應該如何如何。如是者三，以致老人每每講到他自己不是很有把握的地方，主動問，“書友，你說是不是這樣呀？”甚至經常出現這樣的情境，“下麵就讓書友講吧！”當年敝人在農村是“狗崽子”，頗受歧視，因被大家看成是“有學問”的孩子，才不至於被嚴重欺淩。
後來到寧夏，毛病照常。當時單位領導文化程度不高，念文件經常有別字錯字，敝人常當場糾正，讓人家下不了台。以致後來，一旦遇到不認識字，目光轉向敝人，“魯南你說這字怎麼念？”（查查字典不就完了，當時叫楊魯南）敝人一點也不謙虛告訴如何如何。上大學前叔叔曾把敝人送到銀川二中聽過兩周的語文輔導，開始老師解詞出錯，忍住沒吭聲，當第三次出錯，終於忍不住當堂指出，到底老師，相當謙虛，讓敝人給大家解這個詞。上大學後，盡管大部分老師學富五車學識淵博，但剛從農村、勞改農場、監獄調上來的一些老師（被改造的右派、勞改犯、特務等）明顯學業荒蕪，力不從心。時不時在史實、典籍上出錯，到底進了高等學府，學而後知不足，盡管發現老師出錯，一般很少當堂指正，而是下課後給老師寫條子，直至今天，這些老師見到敝人都很客氣。敝人最出名的糾錯是在1982年，一批國寶級的泰鬥大師來寧夏講學。學校組織聽講，比如費孝通、於光遠、高放、阮芳賦等等。其中一位大師今天仍是國家領導人，為尊者諱不直呼其名了，居然出現二十多處錯誤。當年他還是某名牌大學校長，敝人洋洋灑灑三千言寫給他，到底大師，虛懷若穀，非常客氣，不僅親自回信，還送簽名新作，並把敝人的信公開給他帶的研究生看，以致其高足寫信邀請敝人去玩。此事至今在同學間傳為佳話。（現在仍和大師有聯係）
最變態的糾錯是給中央宣傳部直屬“紅旗出版社”。那是1992年，警校買進一本大辭典——《中國共產黨大辭典》，洋洋一千四百多萬字，售價496元。敝人平時基本承擔學校有關“愛國主義教育”方麵的講座，學校藏書較少，找資料經常需到寧夏大學。見到這麼大的辭典，如獲至寶。借回來一看，大為掃興，粗製濫造，舛誤百出，最後查處644處錯字、錯名、錯事件，186處史實錯誤，然後讓學生畫好表格，做成“正誤表”，寄給紅旗出版社，很快總編打來電話，問敝人有何要求，無論經濟還是送一部分書都行，準備聘敝人當兼職編輯。後來敝人開玩笑即刻調北京，住八層樓（帶電梯的小高層），還要當負責校對的副社長，大概難度大，沒有答應。寄了20多本書。那些年還給黑龍江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山東畫報社、雲南出版社糾過錯，許多編輯和敝人成了朋友，寄了大量書，逢年過節彼此寄些賀卡。那些年通訊不方便，聯係主要寫信或長途電話。現在聯係方便了很少再給出版社糾錯了，因為盜版太多，前幾年給內蒙古出版社糾錯，回話壓根不是他們出的，早不知被盜版多少次了，珠海出版社也如是說。也覺得出版社的確很無奈，也就不給他們糾錯了。
雖然不給出版社糾錯了，但不表明看見錯誤能熟視無睹，別人可能行，敝人不行，一旦發現，就像香噴噴的小站稻吃出砂子，哢嚓一聲把牙硌掉一塊，糟心不糟心？錢鍾書先生《貓》的責編傅聚卿說，發現文章一個錯字，就像發現新大陸讓人興奮。敝人倒沒有竊喜心態，但會直言不諱糾錯。鑒於敝人斯人也斯疾也，痼疾沉屙很難轉圜，希諸位體恤，不要以為敝人故意找茬顯擺學識，其實大家應該看出，沒必要用此方式炒作。要不大家重溫亞裏士多德的名言吧：“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朋友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警惕呀”！伏契克語。（姑且警惕避免出錯吧）。
人生幾何
既然開口宏大敘事，涉及人生命運、宇宙洪荒等大話題，太白話了恐怕不行，就來點文縐縐的吧。話說韶光易逝，人生苦短。這是古往今來各色人等的共同感慨。詩人賦出無數好詩，哲人講出許多哲理。宗教家根據不同教義做出種種解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丞相的《短歌行》慷慨蒼涼，是否給人傷春悲秋之感？此句曆來為詩家推崇。巧得很，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詩聖泰戈爾有詩曰：“生命，是荷葉上滾動的露珠而已！”算是超時空的不謀而合。哲學家莊子認為，一切感慨都多餘；《齊物論》雲：“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以為一矣，且得有言乎？”他大概認為宏觀看，與無限的時空相比，人的生死壽夭不值一提。這種看法何等瀟灑！何等達觀！至於佛家的“涅槃圓寂”，道家的“羽化登仙”，基督教說“蒙主寵召”，那隻是對活人一點點的安慰罷了，比起老莊，不在一個等級上。
竊認為，既然人的生命和宇宙萬物一樣都有極限，那就無所謂短暫不短暫。感傷和安慰固然不必要，就連豁達瀟灑也有點矯情；隻有無悲無喜，一切順乎自然才是最合理的態度。向日葵花開燦爛奪目可它是一年草本植物，而鬆柏則可以活到千年以上。去過黃帝陵，一棵“黃帝手植檜”如果屬實，至今應該4000多年了？這是不同植物遺傳基因決定的，難道我們有必要為葵花的短壽哀歎嗎？
但是，如果葵花還很稚嫩時候人為折斷它，或加以種種摧殘使之不能開花結果，比如這次汶川地震，數以萬計含苞欲放的花季少女少男倏然逝去，活著的我們感到無比痛心那是另一回事了。
問題也許在這裏，生命對每一個人都隻有一次，珍惜生命就是人之常情。許多哲人說，人權的基本內容就是人的生存權。當然這裏說的“生存”不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農奴製下當牛做馬的生存，而是“人的生存”。如果讓每一個人誠實勞動，衣食無憂，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按照自己的意願，度過幾十個最多百十個春秋，終其天年，那就是無比幸福，莫大欣慰了。至於個人壽命長短隻能由個人自己負責了。不能怨天尤人。孔夫子說“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天命，自然規律）。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大都信此說。王勃和李賀都活了26歲，陳子昂41歲，他們在文學史上卓有建樹，流芳百世。雖然不得高壽，也可以說無悔此生。魯迅大師逝世時隻有56歲（按現行標準算英年早逝），但他一生寫下一千多萬字的著述、譯文、日記和書信。雜文就16本135萬多字。此外又執教多年，桃李滿天下。魯迅先生雖然一生備受壓迫，顛沛流離，又因缺醫少藥死於並非不治之症的肺結核（據周海嬰《我和魯迅70年》講，魯迅被日本醫生害死應該是有根據的），但他畢竟完成了不朽偉業，達到了生命張力的極限。而且也算善終。因此，竊以為魯迅是幸運的。
貴族、士大夫與貴族情結
社會轉型期人心浮躁吧，甭管怎麼說，新鮮事總能各領風騷大半年。雖說創意不大，荒唐不少。大多像敝人文章似的舊衣翻新，或炒冷飯，了無新意。有些事幹起來就像約好似的，一哄而起，像當年的打雞血、喝紅茶菌、甩手療法，香功、中功，當然也有誤入歧途的“法輪功”。除個別癡迷法輪功的外，幹這些事都沒長性，沒多久就成過眼煙雲，包括方興未艾捧超女、超男或許還有偽娘，估計堅持不了多長時間。隻有一件事大家堅持得比較有耐心，那就是追捧貴族，並力求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貴族。
貴族情結的最初表現是學鋼琴小提琴還有油畫，學油畫大概麻煩些，學得人少，學琴者如過江之鯽，想必向往貴族的不在少數。如此一來，大大便宜了此前會彈琴的和半會彈琴的。一次，上海到北京火車上，10歲左右的小女孩挺可愛，其母告訴去北京讓老師輔導小提琴，每周一次，這可是從徐州到北京呀。（中國孩子太苦，幾乎沒有玩耍時間，到了也難躋身貴族階層，悲哀啊）剛到銀川認識的小女孩媽媽鋼琴科班出身，當年不過歌舞團琴師，用武之地不大，甚至坐冷板凳，沒想到風水輪流轉，今年到她家，二十年退休後成了炙手可熱的香餑餑。一次到她家探視，居然辦了鋼琴班，據說月收入數萬元。不僅教鋼琴發了財，造琴、賣琴的都發了大財。在千軍萬馬過彈琴獨木橋的人流中，有個把出息的，得到洋人認可，於是陪練父母就騰雲駕霧，飄飄然起來，揚言隻有某某王室配得上結親。追捧貴族的情結居然影響到中學生。兒子考大學之前，北京外國語大學自主招生，給他們學校一個名額，學校研究給兒子，以為他實力還行。北外明確畢業即派駐外大使館。因小語種，又派往中東國家，慎重考慮後放棄，後來名額讓三個學生競爭，主要怕考不上名額作廢，其中女學生對兒子說，“人家說上了北外等於進了貴族圈子，將來我要嫁入王室。”未曾想落選，貴族夢破滅，對女孩自信心打擊肯定不小，害莫大焉。貴族追求升級版是玩高爾夫。這玩意需要開發商和政府批地兩方麵配合，運作起來麻煩一點，蔚為風氣較晚，但有後來者居上之勢。應該是複旦大學校長吧，媒體上公然宣布，今後新生的高爾夫課程是必修課。聽說好事者還召開“高爾夫與和諧社會”的論壇，大概在這些人眼裏，高爾夫的優雅揮杆動作，即貴族又和諧。
這兒講中國其實很久沒有貴族，是一種殘忍，讓崇洋媚外的人聽見也許是一種鼓舞。兩種結果猴吃麻花——滿擰。雖不是吃曆史飯的，但對曆史情有獨鍾，雖沒必要看不慣追捧貴族和人較勁（其實潛意識裏也希望自己祖上是貴族）。有必要把過程說與大家。
先秦還是有貴族的，不過那是兩千五百年前的事了。國王之下，公侯伯子，諸侯、大夫、士，等級森嚴。爵位是世襲的，除非犯錯，被廢黜或給烹了（這種事偶爾有）。這種貴族世界，經過春秋亂世，亂臣賊子一通亂鬧，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禮崩樂坍”，孔老夫子看不慣，作《春秋》據說讓篡位弑君者害怕，可惜沒人怕，世道越鬧越亂，到了戰國，整個世界鬧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秦帝國統一六國，中國進入皇帝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按道理是沒有貴族的，誰的兵多將廣誰的官大誰是大爺。秦朝的官，真正貴族出身的少，西漢以降，無論皇親國戚還是大小官員，殺豬屠狗的占很大比例，兩漢實行察舉征辟名目選官製度，操作過程中出現過貴族化變異，以致曆史上出現一個時期的“貴族複辟”。因為這個製度有兩個特征，一是官員自選下屬，一是選官儒學化。結果被選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屬吏，又是上司的門生而慢慢爬上去，擁有選拔能力的門生故吏的回報，往往使得官員後代有了更多入仕機會。時間一長，就出現世代做官，而且坐穩了的門閥士族。這種門閥士族，在魏晉實行選官製度改革，實行九品中正製度以後，得到極大強化，幾乎壟斷了政府所有的待遇優厚、地位顯要的職位。做官，主要看血統，看家族譜牒。不過，跟春秋之前的貴族相比，此階段的“貴族”被稱為士族，也就是說，他們多少要有點文化，讀點書，寫幾筆字，塗幾筆畫，有幾分儒學素養，知道馬廄失火，孔子不問馬。
好在這種令平民不快的狀況很快就過去了，隋唐開始推行科舉製度，以考試利斧，逐漸把門閥給削平了。當不上官，就沒有地位，想當官，隻有考試，再高貴的門第、尊貴的血統，都沒了多大用處，不考試得來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丟不起。（大家熟知的左宗棠，全靠輔佐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野路子位極人臣，當年在新疆平叛得如火如荼、緊要關頭之際，給朝廷上書回北京參加會考，原因他沒有進士學位，盡管晉身軍委委員職位，卻屢屢被人詬語，特沒麵子。慈禧太後一聽，這不是拿清王朝千秋基業開玩笑，即刻賜進士頭銜，左大人這才安心“剿匪”）幾百年下來，到了宋代，社會上沒了大門檻，就是說，沒有了貴族。連形似貴族的門閥士族也沒有了。
何處說：“人家教授為什麼文章寫得好，因為祖上都是文人……”自敷衍些小文後，何處誇讚不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都不好意思了。一介書生，讀書作文是本分，農民不會種田，警察不會破案，教師不會教書，人家是要笑話的。當然，作文的確有優劣高下之分，對敝人來說，文章過得去是應該的，寫不出或寫不好說不過去的。教師世家出身，祖祖輩輩都是教書匠，曆史悠久，傳承六代，算得上家學淵源。何處說祖上是“文人”有點過譽，敝人理解，但凡文人，應有著述傳世，祖上出了不知凡幾的教書匠外，至今未出可冠以“文人”名頭的作家。家族曾把希望寄托在敝人身上，卻壓根不是那塊料。敝人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這小子天賦不錯，寫點東西也像回事，但述而不作，天橋把式，光說不練，連老父也比不了，至少敝人還算勤奮，“老牛已知夕陽晚，不須揚鞭自奮蹄”。兒子缺乏這方麵的堅持。當然說讀書之家倒也符合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