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情況不多說，大家通過“世博會”都有了解，不說美輪美奐，硬件建設上、繁華程度上、現代化設施上早超過紐約，這是美國人自己說的。英國35所大學200多名學生在上海考察兩周多，剛下飛機，發現浦東國際機場比倫敦希思羅國際機場大許多、漂亮許多，可以說豪華許多，發現南京路的步行街規模比倫敦最大的牛津街大十倍以上，琳琅滿目的商品和多彩的時尚讓他們震驚，因為他們從小看到的教科書說中國是個貧窮落後物質匱乏缺乏電力沒有樓房的破爛國家。一些人直接住在居民家，他們對上海人擁有先進電器的程度很羨慕，對現代化的生活條件驚訝得合不上嘴，英國一般居民家的電視隻能收6～8個台，所以很多英國人喜歡泡酒吧，待在家裏沒意思啊。上海普通市民居然能收世界範圍的120多個台，簡直看不過來，上海地鐵的幹淨、快捷，相比倫敦地鐵簡直是兩個時代的產品。在浦東世紀公園、在虹橋樞紐工地、在新天地和城隍廟、在世博會場，上海創意產業的高速發展，張江科學城的宏偉氣勢，鱗次櫛比的現代化社區，許多遊樂娛樂場所，豪華程度讓見過大世麵的英國大學生們震撼得腿都發顫，結束考察後座談，大學生們異口同聲：“中國才是真正發達的國家呀！”
張教授為了考察孟買，特意坐了城軌列車，就是那些沒有門的車，破破爛爛叮叮咣咣，人擠得快窒息了（7月23號動車在溫州追尾，國人大嘩，對鐵道部發言人口誅筆伐，公道地說，中國的鐵路安全性一直比較高，比較正點，也就最近高鐵開通後問題多一些。除了前幾年在山東翻了車傷亡了不少人，極少出現撞車還是追尾事故，大概鐵路係統追求速度，大幹快上，搞大躍進，蘿卜快了不洗泥，欲速則不達，出事兒是一定的。但和印度比，簡直沒有可比性，大家上網會經常看到圖片，印度的火車事故和恐怖活動有一拚，他們的火車除了輪子上，幾乎沒有不站人的地方，相當於中國“文革”初期大串聯，可謂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從起點到終點，貫穿整個孟買，兩邊幾乎全是貧民窟。也有一些新建的樓房，象征了渴望崛起的印度，但被包圍在汪洋大海般的陋宅中。說是陋室，實際根本不叫房子，過去說窮叫家徒四壁，它們都是暗無天日的窩棚，人進去基本站不起來，空氣齷齪不說，淩亂的像廢品收購站，除了幾塊石頭支一個破鍋，幾件破衣服堆在牆角，幾乎一無所有。人均也就2～3平方米，平均1400多人一個公廁，汙穢橫流，臭氣熏天，無法下腳（還有說法是一萬人一個公廁），蒼蠅亂飛，老鼠大白天上躥下跳，各種傳染病頻發，動輒就是傳染病。早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絕跡的霍亂，快絕跡的瘧疾等，經常爆發。
張教授說：印度政府製定了一個5年計劃，改造孟買90萬戶貧民窟“住房”。五年過去了，總共完成6000戶，戶均5人，人均4平方米（戶均21平方米）。中國人可以從任何地級市往周邊出發，往任何方向開車，隻要不開到海裏，開20小時，會看到許多城市和農村，把所有看到的貧困加在一起，都不比從孟買、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一小時看到的貧困多。這些城市及周邊還不是最貧困的，還是相對發達的地區，沿途你會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已經絕跡的赤貧，上百萬人居住的貧民窟，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眼神癡呆，人潮如湧讓人感到十分壓抑。通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赤貧現象大幅度下降，印度遠遠沒做到這一點。即使今天，孟買絕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水準都趕不上中國農村地區。這個印度最發達的城市，居住條件甚至趕不上汶川地震災區的簡易房。印度這幾年在軟件、服務業、製藥方麵都有長足發展，某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這些行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有限，印度人口因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增長過快，也就無法解決長期困擾自己的赤貧問題。
孟買的恐怖活動是否和貧民窟有關？印度專家肯定這一點。說孟買市內即有一個索馬裏，孟買穆斯林人口200多萬，但大多數穆斯林都貧窮，住在貧民窟，年輕人失業率極高，宗教極端主義在這裏很有市場，不少人從事販毒，收買了警察和政府官員，經常和來自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裏應外合，“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孟買經常發生恐怖活動，因為那裏具備滋生邪惡的肥沃土壤。朋友的主要觀點是我們目前仍是專製體製，比西方的民主體製差得遠。之所以貪汙腐敗泛濫，“三公”支出天文數字，數以千萬計納稅人的錢被某些政要隨便亂花，某副市長連續出國60多次，鐵路副局長貪汙28億，並在美國買下三處豪宅，蓋因缺乏監督機製所致，一再推崇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強調缺乏監督的權力，有多大權力就有多大腐敗。並不完全否認他的看法，但覺得偏激，今天的中國，如采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推行的普世價值，民主方式，舉國實行普選製，不出一年，中國必定天下大亂，四分五裂，群魔亂舞，土崩瓦解，國將不國，絕非危言聳聽。
飯後遛彎，發現玫瑰園小區放電影，正好演到孫中山先生臨終的情節，國父最後遺言“團結、奮鬥、救中國”。至於“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則是汪精衛替中山先生擬寫的。可以說，孫先生畢生致力民族民主革命，致力推翻封建王朝，把建立民國作為頭等大事。先生作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是全國已獨立的18個省市代表投了17票當選的，孫先生當時還不在中國，形式上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然自袁世凱複辟嗚呼哀哉後，中國再沒消停過，北洋政府時代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糟糕最混亂的時期，什麼直係、奉係、保定係，軍閥混戰，兵連禍結，赤地千裏，餓殍盈野。段祺瑞製造的“三一八慘案”被魯迅先生稱為“民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由於采取三權分立政治體製，整個國家徹底亂了套，不說府院之爭，不說張勳複辟，就說曹錕賄選，不是花了不到一個億袁大頭就得逞了嗎？那還是剛剛建立民國沒幾年，放到今天，甭說全國普選總統，就是普選鄉長，還不知多少人是賄選的，媒體報道過許多事例，僅僅村委會主任的選舉，一兩千塊錢，一張選票搞定了，如果大姓宗族，基本風水輪流轉，何談公平、公正？朋友說，如果普選，他至少擁有13億分之一的選舉權，我啞然失笑，就目前我們國民的整體素質，會有幾人真正相信普選製？會有幾人真心誠意履行自己的職責，投上神聖一票？幾人像宋教仁、黃興、居正、於右任那樣，身體力行，親力親為，殫精竭慮為民主共和去奮鬥去犧牲？不是說目前我們的政體很完善很健全很公平，成為圭臬範例，而是說我們的政治體製具有自身的優勢和頑強的生命力，通過自身修正完善，至少還能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延續下去，並通過發揮優勢再創奇跡。
朋友認為隻有西方政治製度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這不符合曆史事實。中國曆史上兩百年到三百年甚至八百年的中央政權延續是常態，而西方文明兩百到三百年中經曆了不知多少血雨腥風？從無數次殖民戰爭到大規模奴隸貿易到滅絕印第安人，從法國大革命到“憲章運動”到美國南北戰爭，到西方幾乎毀於一旦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說明了這一點。此外，我們傳統文化中奉行“民可載舟，亦能覆舟”的警言啟示，統治者隻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的統治合法性，這種警示統治者的傳統也是中華民族文明中的寶貴政治資源。
中國曆史中，一個開明的皇帝代表一個朝代，具體行政的是一個儒家執政集團，好得朝代超過數百年之久，遠遠超過美國曆史，最近的明清兩朝都是這樣的，一個儒家執政集團，如果貪汙腐敗，喪失民心，民眾必然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後又是一個新的儒家執政集團。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是以複興中華為己任的執政集團。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的共和黨或民主黨，也不是英國的保守黨或者工黨，中國執政黨還是繼承了中國古代代表人民利益的儒家政治傳統，代表的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眾利益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結黨營私，推崇“君子不黨”，君子不拉幫結派。
中國“民心”理念對於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模式是一個巨大挑戰。西方國家執政集團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政體，今天卻把民主程序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律普及、公民文化、人才素質這些優質民主元素都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唯有多黨製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才能代表真正民主，才賦予一個政權的合法性，選出什麼人反而不重要。這種做法的後果直接導致第三世界劣質政府的層出不窮，這些國家因此陷入頻繁的動蕩和戰亂之中，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許多外國學者總認為中國政府存在著“不合法”性，那麼他們反思一下，美國的前幾任開國元勳都不是普選的，難道沒有合法性？美國的國會議員倒是選出來的，卻最不受公眾信任，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就不是民主產生的，而是通過民權運動推動下，經過司法判定確立的。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製度，那是靠戰爭廢除的，靠一人一票連今天的歐盟也選不出來，難道他們都沒合法性？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學習的民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古訓婦孺皆知。我們有程門立雪、懸梁刺股、囊螢夜讀等無數傳說典故，這都是中華民族最終全麵複興的重要文化元素，盡管明末尤其腐朽沒落的清王朝鴉片戰爭後中國閉關鎖國導致了國家落後衰敗。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我們重新打開國門，走上了全麵開放之路，中國人很快向全世界展現了巨大的學習能力和適應挑戰的能力。
中國政府倡導建立學習型社會，創新型國家。上至政治局常委定期聽講座製度，下至無數國民忙著給自己“充電”，全民高度重視教育世界第一，即使牙牙學語的幼童，都被動或主動的學習各種才藝。盡管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被許多人詬言，積弊多多，但隨著全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為中國崛起、經濟發展積澱了數量質量巨大的生力軍後備軍，人力資源優勢也是中國經濟賴以持續發展的強大的不竭的動力，這也是任何民族和國家不可比擬的強大的地緣資源優勢。
當然，並不是說中國強勢政府模式健全完善，無可挑剔。我們的領袖和人民都清醒地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時刻保持著清醒頭腦，因為我們還在不斷探索中。社會轉型期衍生出的許多問題相當嚴重，政府幹預過多，導致市場發育不足，政治改革相當滯後，導致許多行業的壟斷和尋租腐敗，貧富懸殊嚴重，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都引起國民不滿，但隻要我們保持清醒頭腦，銳意改革，最終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中國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把所有問題都當做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許多國外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很不錯的模式，我們自己回過頭來看，這個模式雖然有缺點，有些甚至很嚴重，但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模式好得多。西方國家1980年、1990年在非洲推行了一個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結果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惡化。美國在俄羅斯東歐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的俄羅斯被俄國人稱作曆史上第三次“浩劫”（蒙古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的殺戮）。“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和後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不少國家倒退了20年，至少東歐國家普遍如此。美國也嚐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給自己帶來的災難，今天的美國更是自食其果。如果中國沒有自己的主張，未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隨西方，後果不是不堪設想，而是必遭滅頂之災。
過去的33年，中國已經基本上摸索出一條自己走向現代化的路徑，在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天翻地覆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保持穩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還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和2008年開始的金融浩劫。縱觀世界任何國家，能取得其中一項，就很了不得，我們幾乎全部實現了，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突出證明。
朋友認為中國政府已經形成“權貴官僚體製”，是他們攫取了大部分國家利益，我們這些普通公務員並不是既得利益者……敝人隻是一普通公務員，在體製內沒享受什麼特權或利益，但我經曆了改革開放的每一天，親身經曆了偉大祖國翻天覆的變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能夠全麵地、整體地、公正地、客觀地看待社會轉型期存在的所有問題，並為我摯愛的祖國鼓與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