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兩人僅僅在“高梯子”停留了一天，就返回重慶城裏，住在一家招待所。向景雲趕快去了“平準基金會”報到，任研究室主任；我去請求重慶市市長的夫人沈蓮英介紹工作。當年她丈夫任武漢市長時，她籌備了“戰時孤兒院”本準備要我去任院長，後來因為我要出國去美國，這事就作罷了。這次我去找她，請她幫我謀一個差事，也就是因為有這點原因與關係在內。我心想，事隔四年，她可能已經把我忘了。但是她並沒有忘掉。見麵後反問我在美國學的是什麼？我告訴她我學的是“社會福利行政”她就把我介紹給社會部部長穀正綱。她還親自陪我去見穀部長。可見她的熱情。一見到穀部長，他說他正需要一位“育幼院”院長，育幼院屬於社會福利司，於是沈蓮英就領著我去社會福利司。司長見到我，表示他們正缺少一位兒童福利專員。他這個福利司裏邊，有一個兒童福利科也沒有科長。所以他派我擔任兒童福利專員，兼兒童福利科科長。等到育幼院蓋好以後，還要我兼育幼院院長。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在重慶“育幼院”，劉德偉負責的是兒童福利科。她一開始去上班時，就被單位裏人浮於事、拖拉疲塌、慵懶無為的作風驚呆了。“科裏有五個老年人在那裏任科員。身穿長袍手捧茶杯。”“我安排我們五個科員每晚十一時至淩晨二時，去這些地方調查，晚上調查，上午不必來上班。科員都認為此事不可思議，都不願意去。我隻好說，這是部長批準的，他們隻得勉強從命。”
不久，德偉接到一份文件說：他們的部隊，從廣西行軍到貴陽，沿途全是流浪兒童在討飯，這些兒童都是在日軍轟炸中失去了家庭的孩子。信中希望中央政府給與這些兒童救濟。我立即建議政府，派員去廣西和貴州省政府聯係，看看他們有什麼辦法援救這些兒童。他們幫助不了的部分，我們再接到重慶來。
可是她的上司卻批示：“在適當的時間討論，暫時歸檔。”她一聽就心急如焚，對司長說：“現在不僅僅是適當的時候，而且還是緊急的時候，應該立即討論，辦理。”司長就望我笑一笑。他說：“今日的中國，緊急的事太多了。比較起來，這件事情就不太緊急。如果照你的態度做事，我們就不要睡覺了。”
又一次，她的司長外甥帶了一群客人，要參觀剛剛落成的“育幼院”，在戰時的重慶，這些當然都是上等的美好的食品。它們都存在倉庫裏，準備收養的兒童們來到之後享用。這個外甥命令把外國餅幹拿出來待客，但是，那些職員不敢，稱劉專員打過招呼；第二天，司長就對她說：“你辦事要圓滑一點，不能太死板地遵守規矩。”
末了，劉德偉說：“一連串的事情，使我感覺到，在這種充滿官僚的地方沒有辦法工作下去，我在這裏，隻是在糟蹋我的生命。”看來，她是回到北碚她的老家去了。
那麼，在“平準基金委員會”工作的她的丈夫向景雲呢？這說起來可夠“源遠流長”的：他的頂頭上司居然是冀朝鼎——冀朝鼎他是該委員會的秘書長，他因公出差去美國，向景雲就被派代理秘書長。
1929年，經周恩來批準，冀朝鼎到美國以後，結識了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室的柯弗蘭，並發展他加入了美國共產黨；而柯氏又將他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白勞德們很快發現，年輕的冀朝鼎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判斷總是十分靠譜，便將其意見作為自己對華政策的一種依據。3年後，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時加入共產黨，成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學生。後來冀朝鼎對友人說，他是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國政府的，而這些對中國問題的預測意見就來自延安，當然十分準確。
後來，精明勤奮的冀朝鼎很快就獲得了陳光甫的信任，擔任了環球公司總務處主任。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失去了與美國進行貿易的東南亞通道，陳光甫受命回國，冀朝鼎作為他的私人秘書同行。回國是為工作，卻導致了他與美國妻子的分離：她無法適應重慶的氣候。冀朝鼎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因為他是按延安的指示行事。這期間，他逐漸脫離了陳光甫，開始接近陳光甫的政敵、國民政府的實力派人物——財政部長孔祥熙。
冀朝鼎與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親還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回到重慶後，就住在孔祥熙公館。和他同住的還有已擔任美國使館經濟參讚的愛德爾。他們經常陪孔夫人宋藹齡打牌，這被陳光甫斥責為“不做工作”。顯然，陳光甫並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廖訓振說，冀朝鼎生前曾告訴他，當時他白天通過美國使館獲得了大量情報，晚上就化裝直接找周恩來彙報。冀朝鼎回國後在“平準基金委員會”任職，這個基金會用美國提供的外彙來穩定國民政府貨幣。冀朝鼎任秘書長，陳光甫任主任。結果由於孔祥熙的推動和美國方麵的認可，冀朝鼎最終主導了擁有一億美元基金的平準基金會。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彙管理委員會主任，並帶他參加了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