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辭者，猶器之有刻
王安石探討了文辭與所反映的內容的關係問題，引申地說，即文學的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問題。在上麵我們論及的“文必貫乎道”、“文者務有補於世”的觀點裏，就包含著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問題。文必貫乎道，即文是形式，道是內容，文者務有補於世，即形式必從屬於內容。
王安石認為，所謂文辭，雖說是人類特有的創造物，但它是客觀外物的反映。《進字說表》說：“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製，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為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邪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先聖之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王文公文集》卷二○。這就肯定了文辭是客觀外物的反映或模擬。故文辭雖是人的創造，卻不能任意妄為。
但是，文辭隻能近似地反映外物，而不能與外物絕對地同一。《明妃曲》雲：“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王文公文集》卷四○。元帝時宮女王昭君，其貌傾城傾國，傳說她不肯賄賂畫師，故元帝不知其美，及其被遠嫁匈奴，與元帝相別，元帝始知其貌美無比，悔恨不已，就把畫師毛延壽殺掉了。王安石認為，其實畫像隻能形似難於神似，意態是從來畫不出來的，元帝殺毛延壽，可以說是一樁錯案。又《讀史》雲：“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王文公文集》卷七三。史書所載，亦隻是近似反映史實，豈能完全寫出高賢的意態？如果一味相信，那真如孟子所雲“盡信書不如無書”了。
但是，王安石又不認為文辭為無用，或是累贅，他隻是想說明文辭與事物，或者說形式與內容，要以內容為先，形式為次，而不能喧賓奪主，重形式而輕內容。《上人書》說：
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王文公文集》卷三。
文章的文辭與內容，正如器物上的刻鏤繪畫與器物一樣。刻鏤繪畫巧華有加，器物不一定適於用；而適於用，其裝飾亦不一定要巧華。要之，器物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輔，文章以有補於世為本，以修辭為輔。形式必從屬於內容。但是這樣說，又不是文辭無用、形式是累贅，內容又必須用一定的形式來表現，不適用，固不可以為器，但無刻鏤繪畫，亦不成其為有用之器。故“容亦未可已也”，修辭原是不可少的，問題是，“勿先之，其可也”，不要以刻鏤繪畫為器之先，勿使形式重於內容，這是正確處理二者關係的準則。
王安石指出了過於注重刻鏤的害處，過於注重刻鏤，必以文辭害文意，過於注重形式，必以形式害內容。《金陵絕句》其四雲：“山雞照水，自愛一何愚。文采為世用，適足累形軀。”《王文公文集》卷六四。山雞因羽毛美豔而得意，而不知這美豔的羽毛，正是自己生命的沉重負擔。詩文也是這樣，過於注重刻鏤，亦會損害詩文內容。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體，雕章麗句，誇奇鬥豔，正是以形式害內容。宋代以詩賦試進士，隻重章句聲病和記誦，亦是以形式害內容。
王安石的詩文，多是言之有實。即令是應酬之作，亦無言不由衷或無病呻吟之句。早年的論政文章，多是針對時弊闡述改革主張，詩詞則反映民間隱苦。我們今天讀他的《河北民》、《收鹽》、《兼並》、《郊行》、《促織》、《發廩》，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對人民的同情。讀他的詠史詩，如《明妃曲》、《杜甫畫像》、《金陵懷古》、《辱井》、《烏江亭》、《賈生》等，都能深切地領悟他對曆史人物的褒貶和曆史變遷的感慨，以及以曆史為鑒的智慧。讀他的詠物詩、寫景詩，如《梅花》、《北陂杏花》、《金陵即事》、《初夏即事》、《江上》、《北山》、《鍾山漫步》、《書湖陰先生壁》，都能深切地體會他對山川和自然的喜愛，以及物我一體的感受。這使他的詩，特別是晚年的詩，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
第五節 成如容易卻艱辛
王安石主張詩文的形式要從屬於內容，但是又不是說不要重視形式，或者說不要雕章煉句，事實上，王安石是十分注重修辭的。正如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的，文辭雖然隻是器物上的刻鏤繪畫，但刻鏤繪畫亦不可缺。安石雖與理學家一樣，都主張文必貫道，文必用世，但並不像理學家那樣否定文辭的作用，甚至認為工於詩賦有害於內容，如二程認為文工必害道。
王安石《題張司業詩》雲：“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讚美張司業的詩看來平淡，而於平淡中見奇崛，寫來似乎容易，而飽含著推敲提煉的艱辛，從中透露了王安石的觀點：好詩總是經千煉百錘中來，故修辭是不可缺少的。
對於詩歌這一文學形式，王安石情有獨鍾。特別是晚年，嘯歌吟詠成為他精神的寄托。《同長安公鍾山望》雲：“餘生不足償多病，樂事應須委少年。惟有愛詩心未已，東歸與續《棣華》篇。”《王文公文集》卷六四。《示俞秀老三首》其一雲：“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王文公文集》卷六九。《和文淑湓浦見寄》雲：“惟詩與我寬愁病，報爾何妨賦棣華。”《王文公文集》卷五二。王安石一生對詩歌傾注了很大的熱情與關注。
王安石極重視修辭煉句。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曾舉出這方麵顯著的例子。一是《書湖陰先生壁》，詩雲：“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詩述湖陰先生住處的優美，“護田”謂衛護水田，“排闥”謂推門進來，二詞均見於《漢書》，詩家指出王安石這裏是“用漢人語對漢人語”，其對仗之工，古典翻新，自是高手。雖然作詩不必拘泥於如此用典，追求字字皆有由來，但王安石以其讀書之廣，用事寫景，工整形象。錢先生說：雖然“不知道這些字眼和句法的來曆，並不妨礙我們了解這兩句的意義和欣賞描寫的生動，我們隻認為‘護田’、‘排闥’是兩個比喻，並不覺得是古典。所以這是個比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讀者不必依賴箋注的外來援助，也能領會，符合中國古代修辭學對於‘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頁。
第二個例子是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詩雲：“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隻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詩述對金陵的留戀之情。據說第三句的“綠”字，改了十多次才最後敲定。最初是“到”，改為“過”，又改為“滿”，最後選定“綠”。雖然“綠”字的這種用法在唐詩中亦有所見，不是王安石的發明，但用在這裏，形象、生動地表現了江南春色。
王安石亦極重視別人詩文的精雕細刻，他稱讚歐陽修“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六《祭歐陽文忠公文》。），稱讚俞秀老“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王文公文集》卷五四。），稱讚司馬遷“領略非一家，高辭殆天得”（《王文公文集》卷三八《司馬遷》。），稱讚揚雄“衣冠渺塵土，文字爛星辰”（《王文公文集》卷三八。），稱讚慎伯筠“多為峭句不姿媚，天骨老硬無皮膚”（《王文公文集》卷四三。）。王安石對他人詩句的這些評論，都包含著他文必求工的文學思想。
後人對王安石精於修辭極為讚賞。王安石《鍾山即事》雲：“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蔡上翔稱讚說：“舊詩鳥鳴山更幽，以分外語為翻新，本不失為佳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又以本分語為翻新之調，詩家之妙境，其不可窮如此。”《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二二。王安石《南浦》雲：“南浦東崗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北山》雲：“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葉夢得評論說：“讀之初不覺有對偶……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由於王安石精於修辭，以至有人認為有過於雕琢之嫌。黃庭堅謂“荊公之詩，暮年失之於巧”，陳師道謂“荊公晚年詩傷工”。這些評論是否恰當，自當別論，但王安石雖然強調文必貫道、務為有補於世，與理學家的文學觀相通，但他畢竟是充分重視辭章的文學家，而與同時代的二程和以後的朱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