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初文壇的淫靡柔弱，華而不實，不合世用的文風，王安石提出尖銳的批評。大抵文學的發展，總是文質相救。唐代韓愈、柳宗元有感於六朝以來崇尚駢偶的文風，倡導以先秦平實無華的散體為文，文壇為之一變。這便是唐代著名的古文運動。但晚唐以後，由於科舉以詩賦取士的刺激，文壇又漸趨於淫靡，宋初，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楊億、龍圖閣直學士劉筠、太仆少卿錢惟演等人倡導的西昆體，更是如此。《四庫提要》評論楊億、劉筠的詩文集雲：“其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效之者漸失其真，惟工組織，於是有優伶之譏。”楊、劉等人詩崇李商隱，文尚妍麗，惟以雕章麗句是務，以至效之者又失其本真，雖工於文辭，卻把文學變成了優伶和玩物，這是可悲的。歐陽修在韓愈之後又倡古文運動，即是針對當時左右文壇的西昆體。歐陽修說：“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歐陽修全集》卷四四《送徐無黨南歸序》。與歐陽修同氣相求，王安石在《張刑部詩序》裏批評楊、劉說：“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慕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汙者少矣。”《王文公文集》卷三六。應該認為，王安石是歐陽修倡導的古文運動的重要人物，他對宋代文風的轉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文者務為有補於世出發，王安石極力推崇杜甫。他嚐說：“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王文公文集》卷三六《老杜詩後集序》。又為詩說：“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王文公文集》卷五○《杜甫畫像》。杜甫的詩歌充分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以人道主義的情懷，傷時憂民，抨擊時弊。王安石以忠君為誌，富國為心，與杜甫息息相通。他早年的詩同樣充滿了憂國憂民的情懷，試以《河北民》與《兼並》為例。《河北民》雲：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裏赤，州縣仍催給河役。
老少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
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王文公文集》卷五一。
《兼並》雲：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鬥魁。
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
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
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
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台。
禮義日已偷，聖經久湮埃。
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
俗儒不知變，兼並豈無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
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王文公文集》卷五一。
在王安石的這些詩裏，充滿著對人民的同情。這種現實主義的傳統，與杜甫一脈相承。
而對李白，王安石就不那麼推敬了，有時還有所批評。《李白》雲：“李白今何在？桃紅已索然。君看赤鬆子，猶自不長年。”《王文公文集》卷七三。李白學道求仙，總歸無成，在王安石看來，這是可悲的，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規律，即使傳為仙家的赤鬆子猶不得長壽，何況李白？《寄慎伯筠》雲：“少年意氣強不羈，虎脅插翼白日飛。欲將獨立誇萬世，笑誚李白為癡兒。”《王文公文集》卷三九。這裏說的雖是慎伯筠狂放不羈，但顯然也流露了王安石自己對李白的看法。
文者務為有補於世，文學應發揮其政治功能，王安石的這一觀點，無疑是合理的。但文學除了政治功能外，還有認識功能、娛樂功能，對此，王安石顯然認識不足。在王安石執政期間，廢詩賦取士而倡經術時，蘇軾就加以反對，他認為要說無用，詩賦固無用，而經義亦是無用，因為熟於經義並不等於熟於政事。文學的功用，要從多方麵看，不能隻從政治方麵看，文者有補於世，有直接間接之分，王安石顯然忽視了這一點。
第三節 窮途往往始能文
在詩文創作上，歐陽修提出了“窮而後工”的觀點。其《梅聖俞詩集序》雲：“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而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與歐陽修的“窮而後工”相類似，王安石亦提出了“窮途往往始能文”的觀點，《次韻子履遠寄之作》雲：“高位紛紛誰得誌，窮途往往始能文。柴桑今日思元亮，天祿何時召子雲。直使聲名傳後世，窮通何必較功勳。”《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四。窮途雖非文人所求，但窮途往往能成就文人之文。陶淵明不歸耕柴桑，就不會有“歸去來兮”之作，揚雄沒有天祿閣跳樓的不幸，就沒有太玄法言之文，古來的名文名詩，多半是文人身處窮途憂思、怨刺的產物。命運虧待了文人，卻造就了他的文章，如此，又何必計較窮通貴賤呢？王安石的這一觀點，與歐陽修“窮而後工”是相通的。
窮途往往始能文，是因為人處窮途，曆盡坎坷曲折、艱難險阻，對人生始有深切的感悟，對社會才有切膚的體驗，對時弊方有深刻的觀察。誠於中而形之於外，感於心而發之於聲、筆之於文，故詩言誌，文亦言誌。曆觀古來著名的文人詩豪，無一不有曲折的經曆、傳奇的人生，如果生活平庸無奇，飽食終日，不及大義，很難寫出名文名詩。王安石在《傷仲永》一文裏，記述了家鄉少年仲永早慧，無師自通，詩名播於鄉裏。但其父攜其遊於鄉邑，以作詩賺錢，既不學習，又無閱曆，及其長大，也就“泯然眾人矣”。天才早慧如仲永者如此，更不要說不是天才早慧者了。故從曆史來看，從來是憤怒出詩人，窮途造文人，而不是高位出詩人，富貴造文人，王安石的“窮途往往始能文”，與歐陽修的“窮而後工”一樣，道出了詩文源於生活的一般規律。
王安石對這一點有很深的體悟，在《杜甫畫像》中，王安石寫道：“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王文公文集》卷五○。在文學史上，杜甫是我國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被後人稱為“詩聖”。杜甫一生飄泊流離，早年科舉落第，潦倒長安，後又遇安祿山叛亂，顛沛流離，貧病交迫，最後客死路途。也許正是這種飄泊流離的生活，造就了他在詩歌上的偉大成就。
在《哭梅聖俞》一詩中，王安石又寫道：“棲棲孔孟葬魯鄒，後始卓犖稱軻丘。聖賢與命相矛，勢欲強違誠無由。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為公侯。公窺窮以身投，坎坷坐老當誰尤！籲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王文公文集》卷四四。梅聖俞名堯臣，世稱宛陵先生，早年屢試不第，一生坎坷，年屆五十，始中進士，以歐陽修之薦，為國子監直講。梅詩繼承《詩》、《騷》傳統，平淡含蓄，歐陽修稱其“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歐陽修從梅聖俞的生活道路與創作生涯裏，悟出了“窮而後工”的道理，王安石從梅聖俞的人生經曆和詩文品格裏，亦悟出了“窮途往往始能文”的思想。由此看來，窮困潦倒，又有什麼？孔、孟一生不是棲棲遑遑嗎？李、杜詩名懸日月，可李、杜生前位亦不至公侯！自古聖賢與命運相矛盾，文章亦與命運相矛盾，這可以說是王安石對詩壇文壇的深刻觀察。
至於歐陽修，更是一代文宗，其詩雄健清新，其文樸實簡明，倡為古文運動，對後人有深刻的影響。蘇軾說：“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餘言也，天下之言也。”《蘇軾文集》卷一○《六一居士集敘》。可是歐陽修亦有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曆，出身貧苦，四歲喪父，由母以荻畫地教以成人，入朝為官，因參與慶曆改革，遭時相呂夷簡貶斥，後雖被起用，又為人所忌，出知地方達十餘年。這種人生經曆，造就了他的文學成就。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說：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複，感世路之崎嶇，雖屯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複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六。
欲知其人，不可不論其世；欲知其文，不可不論其人。歐陽修一代文宗，其詩文所以燦如日星，淒如飄風，雄辯快如輕車駿馬，其深刻的根源，也許正在他仕宦四十年，幾經起落，感世路之崎嶇，遭“屯困躓，竄斥流離”而不為所屈的人生經曆。
王安石一生的詩文創作，隨著生活道路的轉變，亦經曆了一個愈來愈工的過程。早年，特別是在位期間，王安石的詩文多以政事為題，因而議論較多。晚歲，王安石罷相退居金陵，其文由論政轉至學術，其詩則由議政轉向自然，由是從推崇杜甫轉為推崇陶淵明。《題致政孫學士歸來亭》雲：“彭澤陶潛歸去來，餘風千載出塵埃。”《王文公文集》卷六七。《即事十五首》雲：“移柳當門何啻五，穿鬆作徑適成三。臨流遇興還能賦，自比淵明或未慚。”《王文公文集》卷七五。《半山歲晚即事》雲：“日密畏前境，淵明欣故園。那知飯不賜，所喜菊猶存。”此時王安石的詩，一改早年議論過多的弊病，特別是絕句，清新、自然、平實、典雅，意境高妙，形象鮮明，後人謂之“荊公體”。黃庭堅說：“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詠之，便覺沆瀣生齒間。”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葉夢得說：“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發，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然，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觀古堂重刊本。王安石晚年詩自然清新，雅麗精絕，這恐怕是當時與後代詩人的共同看法。這說明，王安石本人的詩文創作，亦走著一條窮而後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