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
我高興回到祖國來，祖國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而是嶄新的，必能領導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走向光明，自由，與幸福的路途上去的偉大力量！
由三藩市到天津
一、舊金山
到三藩市（舊金山）恰好在雙十節之前，中國城正懸燈結彩，預備慶賀。在我們的僑胞心裏，雙十節是與農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
常聽人言：華僑們往往為利害的，家庭的，等等衝突，去打群架，械鬥。事實上，這已是往日的事了；為尋金而來的僑胞是遠在一八五○年左右；現在，三藩市的中國城是建設在幾條最體麵，最衝要的大街上，僑胞們是最守法的公民；械鬥久已不多見。
可是，在雙十的前夕，這裏發生了鬥爭，打傷了人。這次的起打，不是為了家族的，或私人間利害的衝突，而是政治的。
青年們和工人們，在雙十前夕，集聚在一堂，掛起金星紅旗，慶祝新中國的誕生。這可招惱了守舊的，反動的人們，就派人來搗亂。紅旗被扯下，繼以鬥毆。
雙十日晚七時，中國城有很熱鬧的遊行。因為怕再出事，五時左右街上已布滿警察。可惜，我因有個約會，沒能看到遊行。事後聽說，遊行平安無事；隊伍到孫中山先生銅像前致敬，並由代表們獻劍給蔣介石與李宗仁，由總領事代收。
全世界已分為兩大陣營，美國的華僑也非例外：一方麵懸起紅旗，另一方麵獻劍給禍國殃民的匪酋。
在這裏，我們應當矯正大家常犯的一個錯誤——華僑們都守舊，落後。不，連三藩和紐約，都有高懸紅旗，為新中國歡呼的青年與工人。
就是在那些隨著隊伍，去獻劍的人們裏，也有不少明知蔣匪昏暴，而看在孫中山先生的麵上，不好不去湊湊熱鬧的。另有一些，雖具有愛國的高度熱誠，可是被美國的反共宣傳所惑，於是就很怕“共產”。
老一輩的僑胞，能讀書的並不多。晚輩們雖受過教育，而讀不到關於中國的英文與華文書籍，英文書很少，華文書來不到。報紙呢（華文的）又多被二陳所控製，信意的造謠。這也就難怪他們對國事不十分清楚了。
紐約的華僑日報是華文報紙中唯一能報道正確消息的。我們應多供給它資料——特別是文藝與新政府行政的綱領與實施的辦法。此外，也應當把文藝圖書，刊物，多寄去一些。
二、太平洋上
十月十三號開船。船上有二十二位回國的留學生。他們每天舉行討論會，討論回到祖國應如何服務，並報告自己專修過的課程，以便交換知識。
同時，船上另有不少位回國的人，卻終日賭錢，打麻將。
船上有好幾位財主，都是菲律賓人。他們的服飾，比美國闊少的更華麗。他們的淺薄無知，好玩好笑，比美國商人更俗鄙。他們看不起中國人。
十八日到檀香山。論花草，天氣，風景，這真是人間的福地。到處都是花。街上，隔不了幾步，便有個賣花人，將梔子，虞美人等香花織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
這裏百分之四十八是日本人，中國人隻占百分之二十以上。這裏的經濟命脈卻在英美人手裏。這裏，早有改為美國的第四十九州之議，可是因為東方民族太多了，至今未能實現。好家夥，若選出日本人或中國人作議員，豈不給美國丟人。
二十七日到橫濱。由美國軍部組織了參觀團，船上搭客可買票參加，去看東京。
隻有四五個鍾頭，沒有看見什麼。自橫濱到東京，一路上原來都是工業區。現在，隻見敗瓦殘屋，並無煙筒；工廠們都被轟炸光了。
路上，有的人穿著沒有一塊整布的破衣，等候電車。許多婦女，已不穿那花裏胡哨的長衣，代替的是長褲短襖。
在東京，人們的服裝顯著稍微整齊，而仍掩蔽不住寒磣。女人們仍有穿西服的，可是鞋襪都很破舊。男人們有許多還穿著戰時的軍衣，戴著那最可恨的軍帽——抗戰中，中國的話劇中與圖畫中最習見的那凶暴的象征。
日本的小孩兒們，在戰前，不是臉蛋兒紅撲撲的好看麼？現在，他們是麵黃肌瘦。被絞死的戰犯隻獲一死而已；他們的遺毒餘禍卻殃及後代啊！
由參觀團的男女領導員（日本人）口中，聽到他們沒有糖和香蕉吃——因為他們丟失了台灣！其實，他們所缺乏的並不止糖與香蕉。他們之所以對中國人單單提到此二者，倒許是為了不忘情台灣吧？
三十一日到馬尼拉。這地方真熱。
大戰中打沉了的船還在海裏臥著，四圍安著標幟，以免行船不慎，撞了上去。
岸上的西班牙時代所建築的教堂，及其他建築物，還是一片瓦礫。有城牆的老城完全打光。新城正在建設，還很空曠，看來有點大而無當。
本不想下船，因為第一，船上有冷氣設備，比岸上舒服。第二，聽說菲律賓人不喜歡中國人；稅吏們對下船的華人要搜檢每一個衣袋，以防走私。第三，菲律賓正要選舉總統，到處有械鬥，受點誤傷，才不上算。可是，我終於下了船。
在城中與郊外轉了一圈，我聽到一些值得記下來的事：前兩天由台灣運來的大批的金銀。這消息使我理會到，蔣介石雖在表麵上要死守台灣，可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銀分給士兵，而運到國外來。據說，菲律賓並沒有什麼工業；那麼，蔣自己的與他的走狗的財富，便可以投資在菲律賓，到台灣不能站腳的時候，便到菲律賓來作財閥了。依最近的消息，我這猜測是相當正確的。可是，我在前麵說過，菲律賓人並不喜歡中國人。其原因大概是因為中國人的經營能力強，招起菲律賓人的忌妒。那麼，假若蔣匪與他的匪幫都到菲律賓去投資，剝削菲人，大概菲人會起來反抗的。一旦菲人起來反抗，那些在菲的僑胞便會吃掛誤官司。蔣匪真是不祥之物啊！
舟離日本，遇上台風。離馬尼拉，再遇台風。兩次台風，把我的腿又搞壞。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難行。
三、香港
下船好幾天了，我還覺得床像是在搖晃。海上的顛簸使我的坐骨神經痛複發了，到現在幾乎還無法行走。香港大學又在山上，每次出門都給我帶來極大的痛苦。
我在此地已待了十天，仍不知何時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許多人等船北上，所以很難搞到船票。看來，我還得再待上一段時間，我沒法從這裏遊回家去。
兩個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在這期間，病痛卻一天天加劇，我已根本無法行走。一位英國朋友正努力幫我搞一張到天津的船票，但我實在懷疑他是否能行，這裏有成千上萬的人等著離開香港。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這二十四天裏，我看見了天津幫，山東幫，廣東幫的商人們，在搶購搶賣搶運各色的貨物。室內室外，連街上，入耳的言語都是生意經。他們慶幸雖然離棄了上海天津青島，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機者的樂園。
遇見了兩三位英國人，他們都穩穩當當的說：非承認新中國不可了。談到香港的將來，他們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國商人告訴我：“我並不愁暫時沒有生意；可慮的倒是將來中外貿易的路線！假若路線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可也看見了到廣州去慰勞解放軍的青年男女們。他們都告訴我：“他們的確有紀律，有本事，有新的氣象！我們還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張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豬入圈。碼頭上的大門不開，而隻在大門中的小門開了一道縫。於是，旅客，腳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這縫子裏鑽進去。嚷啊，擠啊，查票啊，亂成一團。“樂園”嗎？哼，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花錢買票，而須變成豬！這是英國輪船公司的船啊！
擠進了門，印度巡警檢查行李。給錢，放行。不出錢，等著吧，那黑大的手把一切東西都翻亂，連箱子再也關不上。
一上船，稅關再檢查。還得遞包袱！呸！好腐臭的“香”港！
四、天津
二十八日夜裏開船。船小（二千多噸），浪急，許多人暈船。為避免遭遇蔣家的炮艦，船繞行台灣外邊，不敢直入海峽。過了上海，風越來越冷，空中飛著雪花。許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準登岸，怕攜有共產黨宣傳品，到岸上去散發。美國防共的潮浪走得好遠啊，從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鮮！
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許多冰塊，空中落著雪。離開華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與河岸上的黃土地，我的淚就不能不在眼中轉了。
因為潮水不夠，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點才又開動；到天津碼頭已是掌燈的時候了。
稅關上的人們來了。一點也不像菲律賓和香港的稅吏們，他們連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裏說：中國的確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幾件行李，怎麼下船呢？幸而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奮勇當先的先下去，告訴我：“你在這裏等我，我有辦法！”還有一位上海的商人，和一位原在複旦，現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過來打招呼：“你在這裏等，我們先下去看看。”
茶房卻比我還急：“沒有人來接嗎？你的腿能走嗎？我看，你還是先下去，先下去！我給你搬行李！”經過這麼三勸五勸，我把行李交給他，獨自慢慢扭下來；還好，在人群中，我隻跌了“一”跤。
檢查行李是在大倉房裏，因為滿地積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行行的擺齊，絲毫不亂；稅務人員依次檢查。檢查得極認真。換錢——旅客帶著的外鈔必須在此換兌人民券——也是依次而進，秩序井然。誰說中國人不會守秩序！有了新社會，才會有新社會的秩序呀！
又遇上了馬耳和那兩位青年。他們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後去找市政府的交際員。找到了，兩位壯實，溫和，滿臉笑容的青年。他們領我去換錢，而後代我布置一切。同時，他們把我介紹給在場的工作人員，大家輪流著抽空兒過來和我握手，並問幾句美國的情形。啊，我是剛入了國門，卻感到家一樣的溫暖！在抗戰中，不論我在哪裏，“招待”我的總是國民黨的特務。他們給我的是恐怖與壓迫，他們使我覺得我是個小賊。現在，我才又還原為人，在人的社會裏活著。
檢查完，交際員們替我招呼腳行，搬運行李，一同到交際處的招待所去。到那裏，已是夜間十點半鍾；可是，滾熱的菜飯還等著我呢。
沒能細看天津，一來是腿不能走，二來是急於上北京。但是，在短短的兩天裏，我已感覺到天津已非舊時的天津；因為中國已非舊時的中國。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國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見了那漸次變為法西斯的美國，傍徨歧路的菲律賓，被軍事占領的日本，與殖民地的香港。從三藩市到天津，即是從法西斯到新民主主義，中間夾著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與衝突。我高興回到祖國來，祖國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是嶄新的，必能領導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與幸福的路途上去的偉大力量！
致勞埃得
（1950年2月27日）
回到北京後，我一直忙於讀書和寫作。本想到各處多走走，多看看，好為寫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經一直疼得厲害，結果我隻好待在家裏，在閱讀中獲得新知識。
雖然經過十五年的分離，我的三個姐姐（七十三歲、七十歲和六十四歲）還都住在北京，身體也都尚好。我大哥也住在這裏。他們看見最小的弟弟終於回來了，都非常高興。兩年前，我哥哥差點餓死。現在他的孩子全有了工作，他自己也恢複了健康。他們全都非常喜歡這個對人民真好的新政府。
我的家眷將要從重慶回到北京，我得給他們準備房子。北京現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處合適的房子既貴又困難。如果您能給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學病理係侯寶璋大夫）轉寄給我，我將非常高興。
那部長篇小說進行得怎麼樣了？我聽說阿穆森先生不再為雷諾和希契科克公司工作了，是真的嗎？
（1950年7月7日）
非常抱歉，這麼長時間沒給您寫信了。我正忙於籌建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的工作和寫作。剛剛完成一部五幕話劇劇本的寫作工作，不久就能公演了。
謝謝您把五百美元寄到香港。侯先生已轉寄給我。我很高興你告訴我《四世同堂》的譯稿仍保存得很好。請您轉告浦愛德小姐，我太忙了，實在找不出給她寫信的時間。還請您告訴她，現在北京的湖和河全都重新治理過了，水都變得幹淨了。今年的小麥收成比去年要好，饑荒就要過去了。
（1950年8月26日）那個五幕話劇現已交給一位導演，估計九月就能公演了。我的另一部短劇也可望於今年十二月公演③。北京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已經成立，我擔任主席。我現在要幹的事太多，實在是太忙了。
今年夏天天氣很熱，不過最近兩天涼快了一點。市場上梨、蘋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兒（小立）除了蘋果什麼都不吃，她晚上還要在床上藏幾個蘋果。
北京現在很好，通貨膨脹已經過去，人人都感到歡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們開始愛新政府了。
關於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提出的共同分享額外編輯費的問題，我看我們應該同意，他們支出得太多了，我們要幫助他們。
請將隨信寄去的短信和十五美元寄給羅伯特·蘭得先生。地址如下：
作家協會
東三十九街三號
紐約十六
（1950年11月17日）
我的工作十分忙，所以一直沒給您寫信。
除了坐骨神經疼之外，我很健康。我想方設法治療，可全都無濟於事。不知道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才能去掉這煩人的痛苦。
（1951年5月3日）
作為北京文聯的主席，我要幹的事太多，簡直找不出時間來處理我自己的私事。北京現有二百萬人口。有許多藝術家住在這裏，我必須努力幫助他們。
我很想看到《黃色風暴》的樣書，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收到您寄給我的樣書。我希望您能寄兩本樣書給瞿同祖先生（紐約一二三西街，五十二公寓四三五號），一本給他，一本給我，他會通過香港把樣書寄給我的。您也可以通過他把東西或錢寄給我。
浦愛德小姐已給我幾份有關《黃色風暴》的評論文章。看來他們都很喜歡這部小說。
（1951年5月21日）聽說您寄給我的樣書《（黃色風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先生會設法轉寄給我的。瞿同祖先生住在紐約一二三西街的五十二公寓四三五號，他也會幫您把書和錢寄給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您給我的信的信封上寫中文。
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經痛也一直沒停，我想盡了一切辦法，可全都無效。
我家的白貓生了三隻小貓——一隻白的，兩隻黃白花的。可我家的小鳥死了，這下可給了我小女兒一個大哭一場的機會。
（1951年7月23日）
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熱。我每天隻能在大清早寫一會，下午就熱得沒法工作了。北京有許多美麗的公園，在那裏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鮮空氣。可坐骨神經痛使我沒法走到公園。過去三個月裏，我隻完成了一個短的電影劇本，其他別無建樹。
對於新中國，有許許多多的事情可以說，總的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政府好。中國人民弄不清美國政府為什麼要反對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灣的壞政府。
十分感激您告訴我《黃色風暴》將在英國出版，我很高興。
請給瞿同祖先生五百美元。他的家眷在北京，他們會把錢交給我的。
（1952年4月1日）
我現在仍忙於寫那部話劇。不知何時才能完成。新社會激勵全國的作家奮發寫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冬天就要過去了，北京的春天很美。我養了許多花，侍弄這些花為我在寫作的間隙提供了一個休息的機會。坐骨神經痛稍稍好了一點。我也該做些輕微的運動了，澆花對我來說就是一種輕微的運動。
（1952年5月14日）
感謝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的來信。兩天前我收到兩本《鼓書藝人》的樣書，售價那麼高，而書本身又不是太好，我懷疑是否能有好銷路。您如果能給我寄些關於這本書的評論文章，我將不勝感激。對《黃色風暴》
的評論大都是稱讚的，但我懷疑《鼓書藝人》是否還會獲得同樣的好評。
我一直很忙，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我的坐骨神經痛好了一點，這要感謝維生素B針劑。
（1952年10月1日）對不起，這隻能是一個短短的便條，我要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牛天賜傳》是我的一部不重要的作品，不值得譯成英文。
我對柯林先生本人及其用意一無所知。請告訴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這部書不好。如果其他出版商想出版的話，那麼他們一定要經過您，在美國您是我一切書籍的出版代理人。
“歌德”
縱使我有司馬遷和班固的文才與知識，我也說不全，說不好……我愛，我熱愛，這個新社會啊！
一、作個學生
在天壇舉行了控訴惡霸的大會。
本來，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萬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沒接受這警告。我這麼想：要搞通思想，非參加社會活動不可；光靠書本是容易發生偏差的。
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裏。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個熟識的臉。工人，農人，市民們，教授，學生，公務人員，藝人，作家，全坐在一處。我心裏說：這是個民主的國家了，大家坐在一處解決有關於大家的問題。解放前，教授們哪有和市民們親熱地坐在一處的機會呢。
開會了。台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
惡霸的“朝代”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他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兒了。今天，父子的關係並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一個人的責任，在今天，是要對得起社會；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跪著的那幾個是敵人，坐著的這幾萬人是“我們”，像刀切的那麼分明。什麼“馬馬虎虎”，“將就將就”，“別太叫真”這些常在我心中轉來轉去的字眼，全一股腦兒飛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麼一來，我心裏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
這不僅是控訴幾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我曾受過惡霸們欺負的人們：放膽幹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毛主席給我們做主，我們還怕什麼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複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麵對著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在我們眼前跪著，顫抖著的家夥們。惡霸們不僅欺負了某幾個人，與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一位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白吃了三十年！控訴完了，他轉過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規規矩矩的鞠了一躬。這一鞠躬的含義是千言萬語也解釋不過來的。我也要立起來，也鞠那麼一躬！人民是由心裏頭感激毛主席。不是僅在嘴皮子上說說的！
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舊有的習慣，感情，和對人對事的看法。我要割棄它們像惡霸必須被消滅那樣！我要以社會的整體權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兒裏找道理，真的，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我願在這個學校裏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
二、文藝新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國外回來，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澤東選集》。頭一篇我讀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讀完了這篇偉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過的文藝理論裏，沒有一篇這麼明確地告訴我：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樣去服務的。
可是，狂喜之後，我發了愁。我怎麼辦呢？是繼續搞文藝呢，還是放棄它呢？對著毛主席給我的這麵鏡子，我的文藝作家的麵貌是十分模糊了。
以前，我自以為是十足的一個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藝形式之外，我什麼也沒有！毛主席指示：文藝須為工農兵服務。我怎麼辦呢？從我開始學習文藝寫作起，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產階級裏繞圈圈。我最遠的“遠見”是人民大眾應當受教育，有享受文藝的能力與權利。享受什麼樣的文藝呢？很簡單：我寫，大家念。我寫什麼呢？隨便！我寫什麼，大家念什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確是可以這樣狂傲無知的。這種狂傲使我對於工農兵，恰如毛主席所說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我真發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藝服從於政治的道理。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裏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經都慢慢地癱瘓了。我每每覺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還是照舊可以寫東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個文人所應有的，不必改變。作品呢，不管有無內容，反正寫得光滑通順，也就過得去了。這樣的癱瘓已久，使我沒法子不承認：文藝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應當分家；分了家日子好過！我以為，仗著一點小聰明和長時間的寫作經驗，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吃文藝飯。可是，毛主席告訴了我和類似我的人：你們錯了，文藝應當服從政治！
我怎麼辦呢？
首先，我決定了態度：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走！聽從毛主席的話是光榮的！假若我不求進步，還以老作家自居，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肯聽，就是自暴自棄！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裏，找到自己的新文藝生命。
態度決定了，我該從哪裏下手去實踐呢？我不敢隨便地去找一點新事物，就動手寫小說或劇本；我既沒有革命鍛煉，又沒有足夠的思想改造學習和新社會生活的體驗，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寫大部頭的作品，必會錯誤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寫作經驗的作家，而須自居為小學生，從頭學起。這樣，我決定先寫通俗文藝，這並不是說，通俗文藝容易寫，思想性與藝術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說通俗文藝，像快板與相聲，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長，比較容易掌握。
在從前，我寫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詞，大概有兩三天就可以交卷；現在須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須寫了再寫，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須盡力控製，既不要浮詞濫調，又須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語言明確地傳達出來，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難就更多了。當我決定寫某件事物的時候，對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趕到一動筆，那點了解還是不夠用，因為一篇作品，不管多麼短小，必須處處結實、具體。我的了解隻是大致不差，於是字裏行間就不能不顯出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貧乏與毛病。有時候，正筆寫得不錯，而副筆違反了政策。有時候，思想寫對了，可是文字貧弱無力，沒有感情——隻把政治思想翻譯一下，而沒有對政治思想所應有的熱情，就一定不會有感動的力量。有時候……困難很多！可是我決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別人。我既決定聽從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須徹底，也就必是長時間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須經常不斷地學習，以求徹底解決。以前，我可以憑“靈感”，信筆一揮，隻求自己快意一時，對讀者卻不負責任。現在，我要對政治思想負責，對讀者負責，急於成功會使我由失望而自棄。另一方麵，我須時時請教別人。時常，我的客人，共產黨員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變成我的批評者；我要求他們多坐一會兒，聽我朗讀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讀多少回，讀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夠用，大家的思想會教我充實起來；當他們給我提出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錯處，而且也講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為什麼寫錯了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