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和行雖然不像食那樣一點不能將就，可是也不會怎樣苦中生樂。三伏天住在火爐子似的屋內，或金雞獨立的在汽車裏擠著，我都想掉淚，一點也找不出樂趣。
隻有穿的方麵，一個人確乎能由苦中找到快活。七七抗戰後，由家中逃出，我隻帶著一件舊夾袍和一件破皮袍，身上穿著一件舊棉袍。這三袍不夠四季用的，也不夠幾年用的。所以，到了重慶，我就添置衣裳。主要的是灰布製服。這是一種“自來舊”的布作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遠難看。吳組緗先生名之為斯文掃地的衣服。可是，這種衣服給我許多方便——簡直可以稱之為享受！我可以穿著褲子睡覺，而不必擔心褲縫直與不直；它反正永遠不會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再去坐下，我的寶褲不怕泥土汙穢，它原是自來舊。雨天走路，我不怕汽車。晴天有空襲，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偽裝。這種衣服給我舒適，因而有親切之感。它和我好像多年的老夫妻，彼此有完全的了解，沒有一點隔膜。我希望抗戰勝利之後，還老穿著這種困難衣，倒不是為省錢，而是為舒服。
行
朋友們屢屢函約進城，始終不敢動。“行”在今日，不是什麼好玩的事。看吧，從北碚到重慶第一就得出“挨擠費”一千四百四十元。所謂挨擠費者就是你須到車站去“等”，等多少時間？沒人能告訴你。幸而把車等來，你還得去擠著買票，假若你擠不上去，那是你自己的無能，隻好再等。幸而票也擠到手，你就該到車上去挨擠。這一擠可厲害！你第一要證明了你的確是脊椎動物，無論如何你都能挺挺地立著。第二，你須證明在進化論中，你卻是猴子變的，所以現在你才嘴手腳並用，全身緊張而靈活，以免被擠成像四喜丸子似的一堆肉。第三，你須有“保護皮”，足以使你全身不怕傘柄、胳臂肘、腳尖、車窗，等等的戳、碰、刺、鉤；否則你會遍體鱗傷。第四，你須有不中暑發痧的把握，要有不怕把鼻子伸在有狐臭的腋下而不能動的本事……你須備有的條件太多了，都是因為你喜歡交那一千四百多元的挨擠費！
我頭昏，一擠就有變成爬蟲的可能，所以，我不敢動。
再說，在重慶住一星期，至少花五六千元；同時，還得耽誤一星期的寫作；兩麵一算，使我膽寒！
以前，我一個人在流亡，一人吃飽便天下太平，所以東跑西跑，一點也不怕賠錢。現在，家小在身邊，一張嘴便是五六個嘴一齊來，於是嘴與膽子乃適成反比，嘴越多，膽子越小！
重慶的人們哪，設法派小汽車來接呀，否則我是不會去看你們的。你們還得每天給我們一千元零花。煙、酒都無須供給，我已戒了。啊，笑話是笑話，說真的，我是多麼想念你們，多麼渴望見麵暢談呀！
狗
中國狗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憐最難看的狗。此處之“難看”並不指狗種而言，而是與“可憐”密切相關。無論狗的模樣身材如何，隻要喂養得好，它便會長得肥肥胖胖的，看著順眼。中國人窮。人且吃不飽，狗就更提不到了。因此，中國狗最難看；不是因為它長得不體麵，而是因為它骨瘦如柴，終年夾著尾巴。
每逢我看見被遺棄的小野狗在街上尋找糞吃，我便要落淚。我並非是愛做傷感的人，動不動就要哭一鼻子。我看見小狗的可憐，也就是感到人民的貧窮。民富而後貓狗肥。
中國人動不動就說：我們地大物博。那也就是說，我們不用著急呀，我們有的是東西，永遠吃不完喝不盡哪！哼，請看看你們的狗吧！
還有：狗雖那麼摸不著吃，（外國狗吃肉，中國狗吃糞；在動物學上，據說狗本是食肉獸。）那麼隨便就被人踢兩腳，打兩棍，可是它們還照舊的替人們服務。盡管它們餓成皮包著骨，盡管它們剛被主人踹了兩腳，它們還是極忠誠的去盡看門守夜的責任。狗永遠不嫌主人窮。這樣的動物理應得到人們的讚美，而忠誠、義氣、安貧、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該歸之於狗。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中國人不分黑白的把漢奸與小人叫做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誠不義氣的動物。我為狗喊冤叫屈！
貓才是好吃懶做，有肉即來，無食即去的東西。洋奴與小人理應被叫做“走貓”。
或者是因為狗的脾氣好，不像貓那樣傲慢，所以中國人不說“走貓”而說“走狗”？假若真是那樣，我就又覺得人們未免有點“軟的欺，硬的怕”了！
不過，也許有一種狗，學名叫做“走狗”；那我還不大清楚。帽在七七抗戰後，從家中跑出來的時候，我的衣服雖都是舊的，而一頂呢帽卻是新的。那是秋天在濟南花了四元錢買的。
廿八年隨慰勞團到華北去，在沙漠中，一陣狂風把那頂呢帽刮去，我變成了無帽之人。假若我是在四川，我便不忙於再去買—頂——那時候物價已開始要張開翅膀。可是，我是在北方，天已常常下雪，我不可一日無帽。於是，在寧夏，我花了六元錢買了一頂呢帽。在戰前它公公道道的值六角錢。這是一頂很頑皮的帽子。它沒有一定的顏色，似灰非灰，似紫非紫，似赭非赭，在陽光下，它仿佛有點發紅，在暗處又好似有點綠意。我隻能用“五光十色”去形容它，才略為近似。它是呢帽，可是全無呢意。我記得呢子是柔軟的，這頂帽可是非常的堅硬，用指一彈，它的響。這種不知何處製造的硬呢會把我的腦門兒勒出一道小溝，使我很不舒服；我須時時摘下帽來，教腦袋休息一下！趕到淋了雨的時候，它就完全失去呢性，而變成鐵筋洋灰了的。因此，回到重慶以後，我就是能不戴它就不戴；一看見它我就有點害怕。
因為怕它，所以我在白象街茶館與友擺龍門陣之際，我又買了一頂毛織的帽子。這一頂的確是軟的，軟得可以折起來，我很高興。
不幸，這高興又是短命的。隻戴了半個鍾頭，我的頭就好像發了火，癢得很。原來它是用野牛毛織成的。它使腦門熱得出汗，而後用那很硬的毛兒刺那張開的毛孔！這不是戴帽，而是上刑！
把這頂野牛毛帽放下，我還是得戴那頂鐵筋洋灰的呢帽。經雨淋、汗漚、風吹、日曬，到了今年，這頂硬呢帽不但沒有一定的顏色，也沒有一定的樣子了——可是永遠不美觀。每逢戴上它，我就躲著鏡子；我知道我一看見它就必有斯文掃地之感！
前幾天，花了一百五十元把呢帽翻了一下。它的顏色竟自有了固定的傾向，全體都發了紅。它的式樣也因更硬了一些而暫時有了歸宿，它的確有點帽子樣兒了！它可是更硬了，不留神，帽沿碰在門上或硬東西上，硬碰硬，我的眼中就冒了火花！等著吧，等到抗戰勝利的那天，我首先把它用剪子絞碎，看它還硬不硬！
昨天
昨天一整天不快活。老下雨，老下雨，把人心都好像要下濕了！
有人來問往哪兒跑？答以：嘉陵江沒有蓋兒。鄰家聘女。姑娘有二十二三歲，不難看。來了一頂轎子，她被人從屋中掏出來，放進轎中；轎夫抬起就走。她大聲的哭。沒有鑼鼓。轎子就那麼哭著走了。看罷，我想起幼時在鳥市上買鳥。販子從大籠中抓出鳥來，放在我的小籠中，鳥尖銳的叫。
黃狼夜間將花母雞叼去。今午，孩子們在山坡後把母雞找到。脖子上咬爛，別處都還好。他們主張還燉一燉吃了。我沒攔阻他們。亂世，雞也該死兩遭的！
頭總是昏。一友來，又問：“何以不去打補針？”我笑而不答，心中很生氣。
正寫稿子，友來。我不好讓他坐。他不好意思坐下，又不好意思馬上就走。中國人總是過度的客氣。
友人函告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即答以：“大家肯把心眼放大一些，不因事情不盡合己意而即指為惡事，則人世糾紛可減半矣！”發信後，心中仍在不快。
長篇小說越寫越不像話，而索短稿者且多，頗鬱鬱！
晚間屋冷話少，又戒了煙，呆坐無聊，八時即睡。這是值得記下來的一天——沒有一件痛快事！在這樣的日子，連一句漂亮的話也寫不出！為什麼我們沒有偉大的作品哪？哼，誰知道！
二、舊詩與貧血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它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有朋友，就不怕窮。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並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麵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一低頭就天旋地轉，隻好靜臥。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病一到，即須臥倒，工作完全停頓！著急，但毫無辦法。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我不否認。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適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璣的東西來呢？
在過去的二年裏，有兩樁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據了地位：一樁是夏天必作幾首舊詩，另一樁是冬天必患頭暈。
對於舊詩，我並沒有下過多少工夫，所以非到極閑在的時節，決不動它。所謂“極閑在”者，是把遊山玩水的時候也除外，因為在山水之間遊耍，腿腳要動，眼睛要看，心中要欣賞，雖然沒有冗屑纏繞，到底不像北窗高臥那樣連夢也懶得作。況且，名山大川與古跡名勝，已經被古人諛讚過不知多少次，添上自己一首半首不甚像樣子的詩，隻是獻醜而已，大可以不必多此一舉。趕到心中真有所感而詩興大發了，我也是去謅幾行白話詩，即使不能道前人之所未道，到底在形式上言語上還可以不落舊套，寫在紙上或野店的泥壁上多少另有點味道。這樣地連在山水之間都不大作舊詩，手與心便無法不越來越鈍澀，漸漸的仿佛把平仄也分不清楚了似的。
可是，在過去的二年中，我似乎添了個“舊詩季節”。這是在夏天。兩年來，身體總是時常出毛病，不知哪時就拋了錨；所以一入夏便到鄉間去住，以避城市的忙亂，庶幾可以養心。四川的鄉間，不像北方的村莊那樣二三百戶住在一處，而隻是三五人家，連個賣酒的小鋪也找不到。要去趕場，才能買到花生米，而場之所在往往是十裏以外。要看朋友，也往往須走十裏八裏。農家男女都有他們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可是外人插不進手去：看他們插秧，放牛，拔草，種菜，說笑，隻是“看”著而已。有時候，從朝至夕沒地方去說一句話！按說，在這個環境下，就應當埋頭寫作，足不出戶了。但是不行。我是來養心，不是來拚命。即使天天要幹活，也必須有個一定的限製，一天隻寫，比如說，一千字，不敢貪多。這樣，寫完了這個一千字或五百字，便心無一事，隻等日落就寢。到晚間，連個鬼也看不見。在這時節，我的確是“極”閑在了。
人是奇怪的東西，太忙了不好，太閑了也不好。當我完全無事作的時候，身體雖然閑在，腦子卻不能像石頭那樣安靜。眼前的山水竹樹與草舍茅亭都好像逼著我說些什麼；在我還沒有任何具體的表示的時候，我的口中已然哼哼起來。哼的不是歌曲或文章，而是一種有腔無字的詩。我不能停止在這裏，哼著哼著便不由得去想些詞字，把那空的腔調填補起來；結果，便成了詩，舊詩。去夏我作了十幾首，有相當好的，也有完全要不得的。今年夏天，又作了十幾首，差不多沒有一首像樣兒的。我隻是那麼哼，哼出字來便寫在紙上，並不擰著眉毛去推敲，因為這本是一時的興之所至，夠自己哼哼著玩的使己滿意，故無須死下工夫也。茲將村居四首寫錄出來，並無“此為樣本”的意思，不過是多少也算生活上的一點微痕而已：茅屋風來夏似秋，日長竹影引清幽。
山前林木層層隱，雨後溪溝處處流。
偶得新詩書細字，每賒村酒潤閑秋；
中年喜靜非全懶，坐待鵑聲午夜收。
半老無官誠快事，文章為命酒為魂。
深情每視花長好，淺醉唯知詩至尊！
送雨風來吟柳岸，借書人去掩柴門。
莊生蝴蝶原遊戲，茅屋孤燈照夢痕。
中年無望返青春，且作江湖流浪人；
貧未虧心眉不鎖，錢多買酒友相親。
文驚俗子千銖貴，詩寫幽情半日新，
若許太平魚米賤，乾坤為宅置閑身。
曆世於今五九年，願嚐死味懶修仙。
一張苦臉唾猶笑，半老白癡醉且眠。
每到艱危詩入蜀，略知離亂命由天；若應啼淚須加罪，敢盼來生代杜鵑！夏天，能夠住在有竹林的鄉間，喝兩杯白幹，諏幾句舊詩，不論怎麼說，總算說得過來。一到冬天，在過去的兩年裏，可就不這麼樂觀了。冬天，我總住在城裏。人多，空氣壞，飲食欠佳，一麵要寫文賣錢，一麵還要辦理大家委托的事情；於是，由忙而疲，由疲而病；平價米的一些養份顯然是不夠支持這部原本不強健的軀體的。一病倒，諸事擱淺；以吃藥與靜臥代替了寫作與奔走。用不著著急生氣呀，病魔是立意要折磨人的，並不怕我們向它恫嚇與示威啊。病，客觀地來說，會使人多一些養氣的工夫。它用折磨，苦痛，挑動你，壓迫你；你可千萬別生氣，別動肝火，那樣一來，病便由小而大，由大而重，甚至帶著你的生命凱歌而歸。頂好，不抵抗，逆來順受，使它無可奈何。多咱它含羞而退，你便勝利了。就是這樣，我總是慢慢地把病魔敷衍走；大半已是春天了。春殘夏到，我便又下了鄉，留著神，試著步，天天寫一點點文章；閑來無事便哼一半首詩。
三、四大皆空
“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據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裏，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裏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於老母的起居情況。我疑慮，害怕。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著會在壽日之前到達。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的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讀。就寢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幾天，我不能工作。因為我要作寫家，所以苦了老母，她可是永沒有說過一句怨言。她不識字，每當我回家的時候，她可是總含笑地問：“又寫書哪？”這是最偉大的鼓勵，她情願受苦，決不攔阻兒子寫書！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我到成都，見到齊大的老友們。他們說：齊大在濟南的校舍已完全被敵人占據，大家的一切東西都被劫一空，連校園內的青草也被敵馬齧光了。
好，除了我、妻、兒女，五條命以外，什麼也沒有了！而這五條命能否有足夠維持的衣食，不至於餓死，還不敢肯定的說。她們的命短呢，她們死；我該歸陰呢，我死。反正不能因為窮困死亡而失了氣節！因愛國，因愛氣節，而稍微狠點心，恐怕是有可原諒的吧？
器物現金算得了什麼呢？將來再買再掙就是了！嘔，恐怕經了這次教訓，就永不購置像樣兒的東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會再攢錢，即使是子女的教育費。我想，在抗戰勝利以後，有了錢便去旅行，多認識認識國內名山大川，或者比買了東西更有意義。至於書籍，雖然是最喜愛的東西，也不應再自己收藏，而是理應放在公眾圖書館裏的。
“文牛”與“愚人”
一、文牛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麵寫文章，一麵辦理“文協”的事。“文協”也找到白象街新蜀報社及老舍曾住過的小屋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像發瘋似的往上漲。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裏都是空空的。“文協”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著冷落。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寂的死去。辦事很困難，隻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
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打擺子”（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留神，猛一抬頭，或猛一低頭，眼前就黑那麼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電”
之感！每天早上，總盼著頭不大昏，幸而真的比較清爽，我就趕快的高高興興去研墨，期望今天一下子能寫出兩三千字來。墨研好了，筆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麼的，頭中轟地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麼也沒有了，除了一點輕微的嗡嗡的響聲。這一陣好容易過去了，腦中開始抽著疼，心中煩躁得要狂喊幾聲！隻好把筆放下——文人繳械！一天如此，兩天如此，忍心的，耐性的敷衍自己:“明天會好些的！”第三天還是如此，我開始覺得：“我完了！”放下筆，我不會幹別的！是的，我曉得我應當休息，並且應當吃點補血的東西——豆腐、豬肝、豬腦、菠菜、紅蘿卜等。但是，這年月誰休息得起呢？緊寫慢寫還寫不出香煙錢怎敢休息呢？至於補品，豬肝豈是好惹的東西，而豆腐又一見雙眉緊皺，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說來，理應趕快服點藥，使身體從速好起來。可是西藥貴如金，而中藥又無特效。怎麼辦呢？到了這般地步，我不能不後悔當初為什麼單單選擇這一門職業了！唱須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損了麵容，大概都會明白我的苦痛：這苦痛是來自希望與失望的相觸，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生命就那麼一天天的白白的擺過去，擺向絕望與毀滅！
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時節。
朋友不僅拿你當作個友人，而且是認為你是會寫點什麼的人。可是，你須向友人們道歉；你還是你，你也已經不是你——你已不能夠作了！
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體並不和牛一樣壯，怎麼辦呢？
不過，頭暈並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隻要能掙紮著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這麼掙紮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寫了：
鼓詞，十來段。舊劇，四五出。話劇，八本。短篇小說，六七篇。長篇小說，三部。長詩，一部。此外還有許多篇雜文。
這點成績，由質上量上說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把病痛，困苦，與生活不安定，都加在裏麵，即使其中並無佳作，到底可以見出一點努力的痕跡來了。
二、愚人
書雖出了不少，而錢並沒拿到幾個。戰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這樣的：商務的三本《（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因滬館與渝館的失去聯係，版稅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駱駝祥子》，《櫻海集》，《牛天賜傳》，《老牛破車》四書，因人間書屋已倒全無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駱駝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賜傳》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櫻海集》與《老牛破車》都無機會在渝付印。其餘的書的情形大略與此相同，所以版稅收入老那麼似有若無。在抗戰中寫的東西呢，像鼓詞，舊劇等，本是為宣傳抗戰而寫的，自然根本沒想到收入。話劇與鼓詞，目的在學習，也談不到生意經。隻有小說能賣，可是因為學寫別的體裁，小說未能大量生產，收入就不多。
我的資本很小，紙筆墨硯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白天睡，夜裏醒著也好，晝夜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裏操作，別人也不能敲門進來，禁止我把腳放在桌子上。專憑這一點自由，我就不能不滿意我的職業。況且，寫得好吧歹吧，大致都能賣出去，喝粥不成問題，倒也逍遙自在；雖然因此而把妒忌我的先生們鼻子氣歪，我也沒法子代他們去搬正！
可是，在近幾個月來，也不知怎麼我也失去了自信，時時不滿意我的職業了。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隻覺得“不大是味兒”！心裏很不好過！
我的職業是“寫”。隻要能寫，就萬事亨通。可是，近來我寫不上來了！問題嚴重得很，我不曉得生了娃娃而沒有奶的母親怎樣痛苦，我可是曉得我比她還更痛苦。沒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買代乳粉，我沒有這些便利。寫不出就是寫不出，找不到代替品與代替的人。
天天能寫一點，確實能覺得很自由自在，趕到了一點也寫不出的時節呀，哈哈，你便變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閑在，正是你的刑罰；你一分鍾一分鍾無結果地度過，也就每一分鍾都如坐針氈！你不但失去工作與報酬，你簡直失去了你自己！
夏天除了陰雨，我的臥室兼客廳兼飯堂兼浴室兼書房的書房，熱得老像一隻大火爐。夜間一點鍾以後，我才能勉強的進去睡。睡不到四個小時，我就必須起來，好乘早涼兒工作一會兒；一過午，屋內即又放烤爐。一夏天，我沒有睡足。睡不足，寫的也就不多，一拿筆就覺得困啊。我很著急，但是想不出辦法。縉雲山上必定涼快，誰去得起呢！
不過，寫作的成績雖不好，收入也雖欠佳，可是我到底學習了一點新的技巧與本事。這就“不虛此寫”！一個文人本來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著錢呢？沒有餓死，便是老天爺的保佑；若專算計金錢，而忘記了多學習，多嚐試，則未免掛羊頭而賣狗肉矣。我承認八年來的成績欠佳，而不後悔我的努力學習。我承認不計較金錢，有點愚蠢，我可也高興我肯這樣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幹出來的。
有許多去教書的機會，我都沒肯去：一來是，我的書籍，存在了濟南，已全部丟光，沒有書自然沒法教書。二來是，一去教書，勢必就耽誤了亂寫，我不肯為一點固定的收入而隨便擱下筆。筆是我的武器，我的資本，也是我的命。
三、文藝與木匠
一位木匠的態度，據我看：（一）要作個好木匠；（二）雖然自己已成為好木匠，可是絕不輕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態度適用於木匠，也適用於文藝寫家。我想，一位寫家既已成為寫家，就該不管怎麼苦，工作怎樣繁重，還要繼續努力，以期成為好的寫家，更好的寫家，最好的寫家。同時，他須認清：一個寫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該承認五行八作的地位與價值，不該把自己視為至高無上，而把別人踩在腳底下。
我有三個小孩。除非他們自己願意，而且極肯努力，作文藝寫家，我決不鼓勵他們，因為我看他們作木匠、瓦匠、或做寫家，是同樣有意義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別。
假若我的一個小孩決定作木匠去，除了勸告他要成為一個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會絮絮叨叨的再多講什麼，因為我自己並不會木工，無須多說廢話。
假若他決定去作文藝寫家，我的話必然地要多了一些，因為我自己知道一點此中甘苦。
第一，我要問他：你有了什麼準備？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雖然未必正確的，向他建議：你先要把中文寫通順了。所謂通順者，即字字妥當，句句清楚。假若你還不能做到通順，請你先去練習文字吧，不要開口文藝，閉口文藝。文字寫通順了，你要“至少”學會一種外國語，給自己多添上一雙眼睛。這樣，中文能寫通順，外國書能念，你還須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歲左右再寫東西，絕不算晚。
第二，我要問他：你是不是以為作家高貴，木匠卑賤，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藝呢？假若你存著這個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氣地說：你的頭腦還是科舉時代的，根本要不得！況且，去學木工手藝，即使不能成為第一流的木匠，也還可以成為一個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創造，還能不失規矩的仿製；即使貢獻不多，也還不至於糟蹋東西。至於文藝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話，你便糟踐不知多少紙筆，多少時間——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讀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經寫作了快二十年，可有什麼成績？我隻感到愧悔，沒有給人蓋成過一間小屋，作成過一張茶幾，而隻是浪費了多少紙筆，誰也不曾得到我一點好處？高貴嗎？啊，世上還有高貴的廢物嗎？
第三，我要問他：你是不是以為作寫家比作別的更輕而易舉呢？比如說，作木匠，須學好幾年的徒，出師以後，即使技藝出眾，也還不過是默默無聞的匠人；治文藝呢，你可以用一首詩，一篇小說，而成名呢？我告訴你，你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輕。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沒有什麼東西，而輕巧的以一詩一文成了名，名聲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於自棄。名使你輕浮、虛偽。文藝不是輕而易舉的東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點虛名，它會極厲害的報複，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會把你一腳踢倒在塵土上！得了虛名，而丟失了自己，最不上算。
第四，我要問他：你若幹文藝，是不是要幹一輩子呢？假若你隻幹一年半載，得點虛名便閃躲開，借著虛名去另謀高就，你便根本是騙子！我寧願你死了，也不忍看你作騙子！你須認定：幹文藝並不比作木匠高貴，可是比作木匠還更艱苦。在文藝裏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錯了地方！
第五，我要告訴他：你別以為我幹這一行，所以你也必須來個“家傳”。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擇取的自由。我並不輕看文藝，正如同我不輕看木匠。我可是也不過於重視文藝，因為隻有文藝而沒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後悔幹了這些年的筆墨生涯，而隻恨我沒能成為好的寫家。作官教書都可以辭職，我可不能向文藝遞辭呈，因為除了寫作，我不會幹別的；已到中年，又極難另學會些別的。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別再來一回。不過，你一定非作寫家不可呢，你便須按著前麵的話去準備，我也不便絕對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認真地去準備啊！
在北碚
一、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離重慶有五十多公裏，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與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與機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市麵自然也就跟著繁榮起來。它有整潔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體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遊覽及遊泳；有山，山上住著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體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裏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著。因此，一來這裏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複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鬆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著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教他們破產。
二、《火葬》
在抗戰中，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很難寫出長篇小說來。連短篇也不大寫了，這是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之外，還有稍稍練習寫話劇及詩等的緣故。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隻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收入《火車集》與《貧血集》。《貧血集》這個名字起得很恰當，從一九四○年冬到現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終患著貧血病。每年冬天隻要稍一勞累，我便頭昏；若不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暈，一抬頭便天旋地轉。天氣暖和一點，我的頭昏也減輕一點，於是就又拿起筆來寫作。按理說，我應當拿出一年半載的時間，作個較長的休息。可是，在學習上，我不肯長期偷懶；在經濟上，我又不敢以借債度日。因此，病好了一點，便寫一點；病倒了，隻好“高臥”。於是，身體越來越壞，作品也越寫越不像話！在《火車》與《貧血》兩集中，慚愧，簡直找不出一篇像樣子的東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重慶北碚蔡鍔路24號老舍一家曾居住過的黃色小樓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二十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
二十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複，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
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地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過度的勉強，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煙，喝茶，愣著，擦眼鏡，在屋裏亂轉，著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麼？我早已筋疲力盡！隻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裏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隻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讀者連那裏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
我想多方麵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隻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裏麵填滿。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抄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隻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於去丟掉麼？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隻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腸與家計
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裏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隻好很快的抓著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鍾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隻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隻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庵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著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做。但是，一個閑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麼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隻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總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隻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做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誌願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誌願。那麼，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裏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裏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麼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煙。這卻專為省錢。
四、習作二十年——我的話劇
當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並不明白什麼是小說。同樣的，當我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也並不曉得什麼是戲劇。
到寫劇本的時候，我已經四十歲了。在文字上，經過十多年的練習，多少熟練了一些；在生活經驗上，也當然比從前更富裕了許多。仗著這兩件工具——文字與生活經驗——我就大膽地去嚐試。
我的第一個劇本，《殘霧》，隻寫了半個月。
劇本既能被演出，而且並沒慘敗，想必是於亂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點好處。想來想去，想出兩點來，以為敝帚千金的根據：（一）對話中有些地方頗具文藝性——不是板板的隻支持故事的進行，而是時時露出一點機智來。（二）人物的性格相當的明顯。
因為《殘霧》的演出，天真的馬宗融兄封我為劇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給回教救國協會寫一本宣傳劇。我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因為自己知道《殘霧》的未遭慘敗完全是瞎貓碰著了死耗子。說來說去，情不可卻，我就拉出宋之的兄來合作。我們倆就寫了《國家至上》。在宣傳劇中，這是一本成功的東西，它有人物，有情節，有效果，又簡單易演。這出戲在重慶演過兩次，在昆明、成都、大理、蘭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於西康，也都上演過。在重慶上演，由張瑞芳女士擔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們看過戲之後，甚至把她喚作“我們的張瑞芳”了！
此劇的成功，當然應歸功於宋之的兄，他有寫劇的經驗，我不過是個“小學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劇本的成功，而是覺得抗戰文藝能有這麼一點成績，的確可以堵住那些說文藝不應與抗戰結合者的嘴，這真應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歲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國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給他寫幾個字，留作紀念。回漢一向隔膜，有了這麼一出戲，就能發生這樣的好感，誰說文藝不應當負起宣傳的任務呢？
張自忠將軍殉國後，軍界的朋友托我寫一本《張自忠》。這回，我賣了很大的力氣，全體改正過五次，可是，並沒能寫好。
《麵子問題》還是吃了不管舞台的虧。
《大地龍蛇》中的思想，頗費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結構則至為幼稚。
《歸去來兮》四平八穩，沒有專顧文字而遺忘了技巧，雖然我也沒太重視技巧。
《誰先到了重慶》這本戲，仿佛可拿出一點技巧來。
《桃李春風》雖然得過獎，裏麵缺欠可實在不少。此劇係與趙清閣先生合寫的，上演時的修正，都是由他執筆的，那時節我正臥病北碚。
劇本是多麼難寫的東西啊！動作少，失之呆滯；動作多，失之蕪亂。文字好，話劇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顧舞台，失了文藝性；顧文藝，丟了舞台。我看哪，還是去寫小說吧，寫劇太不痛快了！處處有限製，腕上如戴鐵鐐，簡直是自找苦頭吃！自然，我也並不後悔把時間與心血花在了幾個不成劇本的劇本上：吃苦原來就是文藝修養中當然的條件啊！
五、二十年紀念會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麼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像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麼，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地守住崗位，專心致誌的去寫作，而且要寫得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麼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六、《四世同堂》
我開始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百萬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準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與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隻寫了三十萬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臥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麵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屋中坐不住，隻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機而入，把瘧蟲注射在人身上。“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極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
憂慮與關切也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
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隻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
望北平
抗戰勝利了，我進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協”既是抗敵協會，理當以抗戰始，以勝利終。進城，我想結束結束會務，宣布解散。朋友們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關門。他們都願意把“抗敵”取消，成為永久的文藝協會。於是，大家開始籌備改組事宜，不久便得社會部的許可，發下許可證。
關於複員，我並不著急。一不營商，二不求官，我沒有忙著走的必要。八年流浪，到處為家；反正到哪裏，我也還是寫作，幹嗎去擠車擠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鄉，這是當然的。可是，我既沒錢去買黑票，又沒有衣錦還鄉的光榮，那麼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寫了一首“鄉思”的七律，就拿它結束這段“八方風雨”吧：
茫茫何處話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一代文章千古事，餘年心願半庭花！
西風碧海珊瑚冷，北嶽霜天羚角斜；無限鄉思秋日晚，夕陽白發待歸鴉！
我們必須要使美國朋友們能夠真正了解我們的老百姓，了解我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