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與日本的關係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元以前，特別是唐代，與中國有十分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和交流。但蒙古興起後，在對日本的關係方麵，忽必烈以前的蒙古諸汗基本上是無所作為。正因為如此，為了做出其前輩沒有做出的業績，表示自己有能力、有資格繼承大汗位置，繼承和弘揚漢唐遺風揚威於海外，他對日本十分重視，希望自己在位時，能在對日本的關係上，取得突破，使蒙古能在海外得到一個藩屬，因此，忽必烈時期，對日本關係十分緊張。
忽必烈重視高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想通過控製高麗，進一步發展與日本的關係。至元三年秋，忽必烈想通過高麗，與日本建立關係，於是派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為正副使，前往高麗。忽必烈在給高麗國王王的詔書中明確指出：“日本與爾國為近鄰，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抑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撤邊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新元史》卷250《外國傳》）二“日本條”。高麗國王立即派樞密院副使宋君裴、禮部侍郎金讚為元使向導，於至元四年（1267年）初至巨濟縣鬆邊浦，準備渡海赴日，但幾位元朝使臣見風大浪高，海濤洶湧，一望無涯，心生懼怕，不敢渡海，仍返回高麗都城，並由高麗國王上書忽必烈，陳述海路艱險，日本國情況叵測，萬一使者遇險，將無法交代。忽必烈得此回答，當然十分惱怒，嚴詞詰責，並指出：“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輸日本，以必得要領為期。”（《新元史》卷250《外國傳》）二“日本條”。蒙古使臣黑的為蒙古人，很可能是因為此人懼怕海浪，不敢渡海，雖有忽必烈的嚴令，但他有恃無恐，在他的壓力下，高麗國王不便硬逼他們出海，最後隻好派其起居舍人潘阜代黑的攜忽必烈璽書及王書信出海赴日。潘阜在日本逗留五個月，當時統治日本的鐮倉幕府和日本朝廷，對忽必烈的詔書和高麗國王的書信，認為多有失禮之處，莫如不答，潘阜無功而返。
忽必烈在打通與日本的關係方麵，態度十分堅決。在這次失敗之後，他一方麵命高麗造戰艦1000艘，準備渡海侵入日本，一方麵又於至元五年，再次派黑的等從高麗出使日本。這次黑的等在高麗人的引導下，於至元六年春到達日本對馬島，島民對他們進行了抵抗，黑的等俘獲兩個日本漁民而還。這兩個日本人稱塔次郎、彌四郎，被黑的等送至上都，忽必烈親自召見，並向他們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王來朝，非以逼汝也，欲垂名於後世耳”（《新元史》卷250《外國傳》）二“日本條”。給這兩位日本人以優厚待遇，送他們由高麗返回日本，並由他們把中書省的牒文帶給日本朝廷。對忽必烈的詔書，日本朝廷仍沉默以對，未作任何反應和答複。從忽必烈對這件事的處理中可以看到，忽必烈堅持要日本成為他的藩屬，一方麵是繼承和完成其先輩征服世界野心的一個步驟，同時也是因為在他腦海中始終有一個漢唐盛世、萬國來朝的中國天子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這樣一個形象，無疑是他追求的目標。
至元七年，忽必烈鑒於前兩次所派使臣不堪重任，遂在朝中薦選能完成通使日本的大臣。忽必烈在藩邸時的舊臣趙良弼，自願要求出使日本。忽必烈任他為秘書監，給三千兵為護衛，他堅辭不要，僅帶書狀官24人，於至元八年（1271年）夏末由高麗派人向導，渡海至日本金津島，當即被日本當地官員扣押。次日日本太宰府官員訊問其來意，並索要國書。趙良弼堅持要向國王親遞國書，雙方堅持多日，趙良弼始將國書抄本交日本官員，國書正本仍堅持要向國王或將軍親交。雙方各持己見，幾至動武。此次出使日本，本是趙良弼主動請命，一無所獲，趙良弼也不甘心。於是與日本地方官吏商定，由他們派日本人，以日本國使臣的名義到大都，以表示趙良弼等人已達日本。當地政府遂派日人12人，充當所謂日本“使臣”，由趙良弼派書狀官張鐸隨同回國，覲見忽必烈，趙良弼仍在日本等候消息。日本使者起程後，趙良弼等被送至對馬島。日本使者到大都，張鐸上報忽必烈，稱趙良弼因所達地區距日本都城甚遠，日本太宰府西守護所官員“願先遣人從使者回”（《新元史》卷250《外國傳》二）……忽必烈也知此使者並非日本國王之使，雖“示之寬仁”，如禮款待，但亦未曾接見。至元十年三月趙良弼從對馬島再次到達太宰府西守護所，仍為當地官員所阻，不得已於至元十年六月返回大都。《元朝史》認為趙良弼也隨日本使人回國，於至元九年第二次返回日本。（見該書下冊第411頁。）此說顯然有誤。《元史·日本傳》明確說：至元九年“良弼乃遣鐸同其他26人（《元史》趙良弼傳為12人，《新元史·日本傳》亦為12人）至京師求見”。可見趙良弼此時並未返國。《元史·日本傳》所說“十年六月趙良弼複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一句，亦有語病，從本傳所記來看，這是指趙良弼由對馬島複至太宰府，又為所拒一事，不是說他曾隨日本使人一同返國，十年六月又一次出使日本。趙良弼自至元八年秋至高麗，由高麗人引導至日本，至至元十年夏秋之交回國，前後約兩年，在日本待了一年多，他的墓碑稱：“留居彼地者，幾再歲。”在這一年多中，他盡力了解日本政治、地理、經濟、風俗情況，回國後將所得記錄整理成冊，上報忽必烈。也許是日本國王拒絕接納蒙古使者一事激怒了忽必烈，促使他決心用武力征服的手段，實現其讓一切外國臣屬於元朝的野心。他當時就征服日本一事，問計於趙良弼。趙良弼認為“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元史》卷159《趙良弼傳》。）“百科隨波星散，寄命滄海，欲進退齊心協力成功難矣”（《元朝名臣事略》卷11《樞密趙文正》。）“不宜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豁”（《新元史》卷250《外國傳》）二。反對出兵日本。但忽必烈當時，在征服宋朝的戰爭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在這種形勢鼓舞下，一意孤行，決定出兵征服日本。
當時日本正值主龜山天皇傳位於其太子俊宇於多天皇之時。至元十一年三月，忽必烈以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等率屯軍及女真軍、水軍共一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又命高麗發兵一千六百人，準備於七月攻日本。至元十一年八月正式任忽敦為元帥，洪茶丘為右副元帥，劉複亨為左副元帥，率兵抵達高麗，高麗派都督使金方慶率兵八千人隨征。元兵由高麗渡海連續攻下日本對馬島、壹岐島等地。元兵所到之處，肆行殺戮，元軍雖連戰皆捷，卻遭到日本九州島官兵的頑強抵抗，左都元帥劉複亨身負重傷，元軍士兵處處受到攻擊，再加渡海連續作戰，官兵皆疲憊不堪，形勢十分嚴重。忽敦被迫撤軍，結果在海上遇大風浪，戰船大部觸礁沉沒。這次入侵日本之役，以元軍失敗而告終。
經這次慘敗，忽必烈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於次年（至元十二年）春，派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著以及高麗向導徐讚等，攜國書再次通好日本。這次日本太宰府西守護所官員送元使至鐮倉幕府，但元使於當年秋天全部被處死。當時忽必烈並不知杜世忠等人的消息。至元十七年，也就是經過約四年多以後，元朝廷始知杜世忠等全部被日本人所殺。忽必烈十分震怒，他本來在至元十五年起，已經開始讓高麗製造戰艦，準備再次入侵日本，此事更促使他立即著手第二次出兵日本。這次出兵的具體布置是：東路由第一次出侵日本的主帥忻都、洪茶丘率領，經高麗渡海；一路由南宋降將範文虎為首，率十萬原南宋投降水軍，由浙江慶源（今寧波）渡海，又稱江南軍，兩軍會於一岐島，然後直逼日本都城。
至元十八年夏，東路軍由忻都、洪茶邱統帥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戰艦九百艘，從合浦（今朝鮮馬山）出發，攻下對馬島、壹岐島，島上官兵居民進行了頑強抵抗，元軍損失慘重。六月，元軍軍中發生了疫病，死者已達三千餘人，而江南軍遲遲不能到達，東路軍處於十分危機的境地。
範文虎率江南軍十餘萬，戰艦三千五百艘，原計劃先至平戶島，以此為基地，然後在壹岐島與東路軍會合。但範文虎軍行遲緩，滯留於次能、誌賀二島，東路軍隻好主動前往會合。兩軍會合後，戰鬥仍多次失利，兩軍隻好移師肥前鷹島。此海域風惡浪大，遍藏暗礁，極不適於駐軍。八月甲子朔，颶風大作，戰艦大部破損覆沒，元軍官兵十餘萬人葬身於大海，範文虎、李庭等抱船板漂抵岸上，最後由高麗北部返回。
忽必烈第二次出兵日本之役，以全軍覆沒而結束。這次出兵給日本、給高麗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而對中國，特別是給江南沿海各省所造成的損害，更加嚴重。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識，忽必烈對日本的兩次入侵，不僅反映了蒙古貴族對外擴張、殘暴掠奪的本性，而且是忽必烈對曾經頑強抵抗蒙古貴族入侵的南方軍民的報複，大量派他們遠涉大海入侵日本，就是以他們的生命當兒戲，用他們的生命換取和滿足其侵略欲望。在對日關係上，集中地反映了忽必烈作為蒙古草原貴族的凶殘本質。
在第二次入侵日本失敗後，忽必烈又曾多次提出出兵日本，但均為諸大臣冒死勸阻，再加至元後期“民間騷動，盜賊頻發”（《新元史》卷250《外國傳》）二“日本條”。忽必烈不得不停止了他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幕。
五、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在東南亞各國中，與蒙古發生關係最早的是安南（在今越南北部）。蒙哥時期，命忽必烈征大理，在消滅大理政權後，其大將兀良哈台率兵繼續南下，直抵安南都城。宋所封安南國王陳光昺表示願納質稱臣。忽必烈即位後，於中統初封光昺為安南國王，規定自中統四年始，每三年一貢，以納剌丁為安南達魯花赤。在光昺為安南國王前期，安南對蒙古朝貢不斷，人員交往頻繁。後期，光昺與蒙古之間，特別是與納剌丁關係緊張，朝貢稀疏。至元七年，以葉式是代納剌丁為安南達魯花赤，並曾多次命安南王光昺入覲，光昺托辭不至。至元十四年光昺去世，其子日烜立為國王，元朝又遣使促其入覲，日烜亦托辭不至。中書省“以其飾辭抗命”，主張“派兵境上，遣使問罪”（《元史》卷209《外夷傳》）二“安南條”。忽必烈未采此策，仍堅持要求日烜遣使朝貢。不得已，日烜派其叔父遺愛至元廷朝覲，與元朝關係有所緩和。至元十八年，為了加強對安南的控製，元朝設安南宣慰使，以卜顏帖木耳為宣慰使前往安南，日烜拒不接納。忽必烈震怒，以日烜長期患病，不能料理政務為由，下詔日烜養病，以其叔父遺愛為安南國王。此詔書當然又為日烜所拒絕。怒氣衝天的忽必烈以柴椿為安南宣慰使都元帥、李振為副，率新附軍千人，護送當時尚留居於元朝的遺愛歸安南，結果為日烜所殺，但日烜對元朝的朝貢仍然未斷，忽必烈亦未敢對安南貿然采取行動。至元二十一年，元朝派鎮南王脫歡率大兵出征，又以當時已在占城的元軍配合，開始對安南采取了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