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忽必烈的民族政策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實行了四等級的民族分化政策及宗教平等政策。這兩種政策對當時民族關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構成元朝民族關係的特點。民族四等級分化政策，雖然在主觀上是為了維護蒙古族的特權和優越地位，控製、分化其他各個民族而製定的，但是在客觀上卻加速了民族同化和融合進程。宗教平等政策，則無論在主觀、客觀上，對各個民族的自然融合，都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一、民族分化政策
民族四等級分化政策，即眾所周知的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漢人第三，南人第四的民族不平等的等級政策，是忽必烈時期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主要內容和表現。早在金朝，女真統治者在任用掌兵、掌錢糧官員時，就有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人的規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7）在忽必烈統治時期，麵對複雜的中原形勢，以及其他各族人員大量從政，在地方官員的任用方麵，規定“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製”，並且在中央各部門，實際上也實行了以蒙古人為正首長的規定。消滅南宋後，以江南漢人稱“南人”或“新附人”，其政治待遇又較“漢人”為差，即就是三品以上的“南人”官員，也要“遣質子一人入侍”，並將這種等級待遇貫穿於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麵，逐漸形成了元朝民族四等級的不平等和分化政策。對蒙古人、色目人來說，這是一種維護其特權地位的政策，對漢族人來說，則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民族歧視政策。然而從此類民族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處於一、二等級的蒙古、色目人，往往比處於第三、四等級的漢、南人更快地受到削弱，並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
蒙古人，在元朝是統治民族，他們是全國第一等公民，為了鞏固蒙古政權的長治久安，他們有責任、有義務承擔對其他民族的控製監督。因而第一等公民雖然擁有許多特權和優越地位，但榮譽背後卻是沉重的責任和義務。蒙古軍隊、蒙古官吏被忽必烈派往各民族地區進行統治，而他們在治理各地的同時，也逐漸同化於其他民族之中。如進入中原的蒙古士兵，學會了農業生產。至元元年，忽必烈親自下詔：“蒙古戶種田，有馬牛羊之家，其糧住支；無田者仍給之。”至元二年，又以河南北荒田撥給蒙古軍耕種，以後中興、大都、新城、清、滄、靖海、雲南、鹹平、懿州、瓜、沙、甘等地，都分布有蒙古軍的屯田。這些蒙古軍隊，在鎮守各地區的同時，加強了與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聯係。各地鎮守官——達魯花赤，在至元二年被忽必烈定為由蒙古人充當之後，分布於全國各地的達魯花赤逐漸由清一色的蒙古人壟斷。按蒙古舊製，達魯花赤與其他軍職一樣，父死子繼，世代相襲，他們與駐紮地的民族互相通婚，交往頻繁，久而久之，他們的家族逐漸同化於其駐紮地區的民族之中。河北真定世家史秉直的長女嫁給了蒙古大將木華黎，史天倪的長子史楫娶了北京路都元帥吾也兒的長女，史天倪的族兄史天祥之女嫁給了北京達魯花赤子之。（池內功：《元代的蒙漢通婚及其背景》，《民族譯叢》1992年3月。）其結果當然是促進了相互融合，特別是蒙古人融入了漢人之中。另外，忽必烈實行的宗王出鎮製度，也使一些宗王逐漸同化於其他民族之中，如忽必烈的第七子奧魯赤被封為西平王後，出鎮吐蕃，他死後，其子鐵木兒不花、其孫搠思班繼續鎮守吐蕃，搠思班曾率一百名蒙古人前往藏地的沙魯寺，請著名佛學大師布思端為他們灌頂受戒，（D.S.Ruegg。The life of Buston Rin Po Che。Roma。196、P.13轉引沈衛榮（《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曆史研究》1988年3期。）最後搠思班及其屬下同化於藏族之中。忽必烈的另一個孫子阿難答，承襲父職為安西王，由於他信仰了伊斯蘭教，於是在他影響下他所率領的十五萬士兵，多數皈依於伊斯蘭教，並成為新形成的其他民族的重要來源。《東鄉族簡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身為大汗的忽必烈，也無時無刻不受其他民族的影響，他建立的三權分立的中央行政製度，地方上的行省製度、土官製度都是吸收其他民族文明成果的結果。可以說，蒙古人為了鞏固他們的政權，保持他們的特權，不得不統治、監督其他民族，而這樣做的結果，則使他們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逐漸同化於其他民族之中。
色目人被忽必烈劃為第二等級，他們是元朝的二等公民。二等公民對蒙古人來說，仍是處於一個受歧視的地位。例如回回人遵從伊斯蘭教的習俗，“羊非自殺者不食”，忽必烈對此十分反感，竟然說：“彼吾奴也，飲食敢不隨我朝乎。”（《元史》卷10《世祖本紀》七。）在忽必烈眼裏，回回人，即色目人，也不過是他的奴輩，當然比蒙古人要低下，但與漢人、南人相比，二等公民的地位不是歧視，而是優待。但優待的結果，也是更快地同化、融合於其他民族之中。色目人，並非專指西北某一民族，作為一個民族等級，它包括的民族很多，元末明初人陶宗儀在《南村級耕錄》中列舉出三十一種色目人，清代乾隆時人錢大昕在《元史氏族誌》中列出二十三種色目人，清末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又列出二十六種色目人。（張永祿：《元代色目人與中西文化交流》，《西北大學學報》1986年2月。）盡管統計數字並不一致，但色目人種族繁多的史實，毋庸置疑。他們所來的地區“自唐兀（今河西地區）、畏吾兒（今新疆地區），曆西北三藩所封地（察合台汗國在今新疆地區，欽察汗國在鹹海、黑海以北地區，伊兒汗國在今伊朗和土耳其地區），以達於東歐皆屬焉”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1）……忽必烈繼位之後，西方三大汗國基本上處於獨立狀態，所以元朝的色目人，除了在河西、新疆形成一個小的聚居區外，其餘多散居於中原各地。可以說，色目人在元代已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麵。忽必烈把他們劃分為第二等級，以他們分散在各地的優勢，幫助蒙古人統治其他民族。忽必烈曾任用大批色目人為各級官吏，如廉希憲、賽典赤、阿合馬、高智耀、察罕等。終元一代，任用色目人充達魯花赤的人數有二十人之多。（箭內亙：《元代社會之三階級》，《蒙古史研究》，第316頁。）其次，把色目人編成軍隊，如質子軍、宿衛軍、鎮守軍等。再次，利用色目人善於經商的特點，讓色目人總管財政，如忽必烈時期元朝的財政大權，從13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由色目人把持。善於經商的畏吾兒人“因需要在大都使用的鈔錠”（馮家升：《土地文書》，轉引張承誌《元代畏吾兒人內部狀況》，《民族研究》1983年5月。）而變賣家產。前往大都做買賣的畏吾兒人，全部聚集在大都西部的畏吾村（在今北京西直門外的魏公村）。由於色目人充分參與元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活動，也進一步加快了他們與其他民族融合的進程。正如明人田世成所說：“先是，宋室移樺，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甚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湖之內，杭州尤多，號色目種。隆準高眸，不食豬肉，婚姻喪葬，不與中國相通。”田世成：《西湖遊覽誌》。這種散居於內地的情況，一直持續至明。《明律》記載：“胡元入中國，種族散處各地，難以遏絕，故凡蒙古人與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相嫁娶為婚姻。”（《明律》卷6《蒙古色目人婚姻條》）。當然其他民族也深受色目民族的影響，如中亞人製造的回回炮，被蒙古人所吸收，在滅亡南宋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些著名的畏吾兒知識分子，如嶽柱、全普俺撒目、廉惠山海牙、契哲篤、沙剌班等，參與了宋、遼、金三史的編修工作。這樣水乳交融，形成各種色目人與其他民族互相交流、互相雜居的局麵。同時，由於所有色目人被劃為同一等級，使他們對自己的共同命運有了新的認識，而元朝統一的大環境，又給他們創造了共同生產生活的條件。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之後，以色目人為主，終於在元末明初形成了我國的一個新的民族——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