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忽必烈的人才觀
蒙古統治者從成吉思汗起，都是比較重視人才的。但由於各自所處時代不同，所麵對的實際問題不同，所以對人才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但是，努力發現人才，並給予充分的信任，卻是他們共同的自覺行為。正因為如此，蒙古征服事業興旺發達，同時在逐漸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各族人才大量湧現。在蒙古汗國時期對人才的挑選和使用，以成吉思汗任用漢化契丹人耶律楚材為標誌，是蒙古統治者用人方麵的一個大轉折。從此以後，非蒙古人又非武士的才智之士，大量為蒙古統治者所利用，在蒙古統治者決策集團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耶律楚材在蒙古統治者用人政策的轉變中，也起了很大作用。窩闊台初即位，設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課稅使，根據耶律楚材的建議，“凡長貳悉用士人”，“極天下之選”，原仕於金朝的一大批儒士，被任命為蒙古官員。他擔任中書令後所任官員，“率用親舊”，又“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譯九經，進講東宮”（《元史》卷146《耶律楚材傳》。）一時之間，在吵吵嚷嚷的草原貴族占絕大多數的蒙古汗廷中，憑空增添了大量儒士風采和文治的成分。
在乃蠻貞及貴由、蒙哥汗時，就十分重用漢人儒士楊惟中、姚樞等，並命楊惟中、姚樞“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元史》卷158《姚樞傳》）……大批漢族知識分子應召前來為蒙古統治者服務。其中如曾為建立元朝有過重要貢獻的許衡、竇默、王磐等，均為這時期被任用的儒士。
任用漢族知識分子，這是從成吉思汗到蒙哥統治時期，蒙古統治者所麵臨的政治形勢的需要，但同時也清楚地顯示，對他們來說，這並不是最當務之急。吸引漢族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主要還是一種風雅時髦的小事，而且由於他們主要作為草原遊牧貴族領袖，也還不能充分發揮這些儒士的作用，不過畢竟在草原貴族輕視漢人儒士的傳統思想中，吹進了一絲重視和使用漢族知識分子的春風。
忽必烈可貴之處，是他完全撕開了草原貴族輕視漢族知識分子的傳統思維方式，發揚和光大了他以前各蒙古大汗使用漢人文人儒士的朦朧意識，開始真正尊重和重視漢族知識分子的價值和作用，使蒙古草原貴族用人之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忽必烈對人才的使用，特別是對漢族文人、儒士的任用，中間也有一些變化，這個變化體現在他整個統治思想的三階段的變化之中。
一、用人態度的三次轉變
忽必烈出現於中國曆史記載時，就是以主管漢地和重用漢族知識分子的蒙古王子的身份和麵貌出現的。從1236年他最初登上曆史舞台，到1260年登上蒙古大汗的這一段時期，是他政治活動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由於他受命治理漢地，所以他主要采取重點任用漢族和漢化知識分子參與治理漢地事務。他的這個政策，也是與其母親的家庭教育有關。
忽必烈的母親唆魯和帖尼別吉非常推崇漢族文明。根據美國作者羅莎比的記載，她很早以前就反對以單純的掠奪式的方法對待農業，並征召了很多漢族儒士、道士、和尚到漠北為她服務，而她對所有宗教一律平等對待的態度，使她得到許多漢族人才的忠誠。這無疑對她日益成長的兒子們，尤其是長期在她身邊的忽必烈，產生了影響。1242年，忽必烈召海雲禪師到漠北，問他“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雲建議他：“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佛祖曆代通載》卷2）同年，他又召請通儒術的趙璧為謀士，“呼秀才而不名”，“命後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為損益”（《元史》卷159《趙璧傳》）……1244年，他派趙壁請金末狀元王鶚為謀士，“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於前，上為聳動。”（《元朝名臣事略》卷12《內翰王文康公》。）1274年他又召見真定名士張德輝，問他遼金敗亡的原因。窩闊台時招致的漢族儒士楊惟中、姚樞、許衡、竇默、李俊民、劉秉忠、張文謙、徐世隆、郝經等，忽必烈做親王時即召請他們為自己的幕僚。他還從世侯嚴實的幕府中召請宋子貞、商挺、王磐、李昶、劉肅、孟祺、閻複等，並加以重用。他在藩府中還召請趙良弼、王鶚、李治等，由布衣授予官職。這一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在忽必烈的王府中，日夜幫他出謀劃策，講解儒家思想和曆代典故，對忽必烈政治思想影響之大，是無法比擬的，因而在蒙古諸親王中，也是很出名的。所以蒙哥繼承汗位後，立即授命忽必烈總管漠南漢地民戶，也主要是因為忽必烈擁有一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和謀士。忽必烈得以任命，對處理漢地各種事務當然是得心應手。他任命脫兀脫及張耕為邢州安撫使，劉肅為商榷使，“邢乃大治”（《元史》卷4《世祖本紀》）一……又在蒙哥的允許下，不受斷事官牙剌瓦赤的牽製，推薦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等設河南經略司於汴，經理河南之地。（《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1253年，忽必烈又從蒙哥那裏得到了“厥土地上，天府陸海”的京兆作為封地。不久，懷孟也成為他的封地。征服大理之後，他又在劉秉忠的參謀下，在恒、撫之間築開平城，從此，忽必烈有了統治漢地的政治中心。《牧庵道》卷15《姚樞神道碑》。又以姚樞為王府尚書、勸農使，以人稱“廉孟子”的廉希憲為關西道宣撫使，《牧庵道》卷15《姚樞神道碑》。治理中國北方諸漢地。經過幾年努力，在治理漢地方麵收到了顯著效果。忽必烈在征服南宋的過程中，也盡顯他對漢化和漢族知識分子的重用和信任。他聽從他們的勸告，禁止士兵燒、殺、搶、掠無辜百姓，在廣大漢族人民中贏得了聲譽，從而爭取到了更多人的擁護。特別是蒙哥去世後，一批漢族知識分子為他出謀劃策，幫助他有步驟、有計劃地登上了大汗寶座。
綜觀忽必烈這一階段的用人政策，可以說在重用漢族和漢化知識分子方麵，是十分突出的。
從忽必烈即位到消滅南宋這段時間，是忽必烈用人政策發展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他已經從一個治理漢地的蒙古貴族變成了蒙古大汗，這種形勢、環境及地位的變化，促使忽必烈在用人政策方麵做出了一係列相應的調整。這個時期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從主要重用漢族儒士，轉到大量任用各民族的優秀人才，逐步擴大用人範圍。中統四年四月，在立中書省時，就任命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以八春、廉希憲、商挺為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趙良弼為參議司馬。粘合南合、張啟元為西京等處宣撫使。”同年五月，設立十路宣撫司，任用賽典赤、李德輝、宋子貞、史天澤、楊果、趙炳、張德輝、孛魯海牙、劉肅、姚樞等參與管轄。在蒙古本土，則有塔察兒、移相哥、大哥、拔綽、合丹等諸王領兵相助。這些人中，除了漢族人以外，蒙古人、色目人的比例也相當不小。忽必烈靠著這些人才的支持，打敗了阿裏不哥。在阿裏不哥被徹底擊敗的同時，發生了李的叛變。這件事對忽必烈依重漢臣的思想，給予了很大打擊。他吸取了李等人反叛的經驗和教訓，開始改變任用以漢人為主的用人思想，把用人的目光轉向了更廣的範圍。他認識到，必須組建一支包括多民族人才在內的統治集團，才能牢固地統治這個由許多民族組成的王朝。首先，他任用蒙古人掌握重要官職，統率軍隊，以確保蒙古政權的鞏國及蒙古人的特權。中統三年十二月甲寅，封皇太子真金為燕王，守中書令，後又兼樞密院事。至元五年成立禦史台的同時，便以右丞相塔察兒為禦史大夫，這樣，中央的三個最高統治機構的權力全部為蒙古貴族把持，以保證蒙古政權的長治久安。同時，又任用一批蒙古人擔任中書省要職，如伯顏，至元四年六月為中書左丞，到至元七年二月，升為樞密院使，至元十一年三月，升為左丞相，第二年升為右丞相。安童也曾居右丞相之位達數年之久。除此而外，阿裏海牙、阿裏、符合、合伯、阿塔海、博魯歡、別乞裏迷失、迷裏忽辛、別都魯丁等都先後在中書省任過職。在中書省、禦史台擔任要職的官吏，又大多為武將出身，如塔察兒、伯顏、阿裏、闊闊、阿術等等。對地方政權，忽必烈早在至元二年就下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製”。這樣從中央到地方的軍事行政大權，主要都掌握在蒙古人和非漢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