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忽必烈在滅亡南宋之後，立刻改變了以前的用人政策呢？最現實的原因是，蒙古人最頑固的敵人南宋，最終被徹底消滅，漢人的作用大大降低，而且必須加以防範，蒙古人的地位和特權，必須提高和加強，使元朝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蒙古朝廷。除此而外，還應從忽必烈自身找原因。忽必烈時代，維護傳統的蒙古貴族們，多認為忽必烈是一個漢化很深的貴族，後世許多學者也認為忽必烈漢化很深，並以其任用漢人作為依據。忽必烈的確采用了一些漢法，也使用了一些漢人，但同時他也采用了其他民族的製度，任用了一些其他民族的人才，如大理的土官製度，色目的稅收製度以及任用色目人為理財大臣等。但是，考察忽必烈，包括其用人政策，不僅要從他某一階段的表現來考察，同時也要把他的統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他在統治的第一、二階段中，確實重用了許多漢人，但他隻是根據當時他麵臨的任務及形勢，利用漢人來解決他麵臨的問題。南宋滅亡後，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激化，使他不能不采取壓製漢族，提高和加強蒙古人的地位和特權，來鞏固蒙古貴族的統治。另外，我們從忽必烈的個人生活來說，他講本民族的語言，創造本民族的文字，讓別的民族學習蒙古語言；在飲食方麵，他是蒙古傳統上的暴食者，以至於晚年時變得奇胖無比；在婚姻方麵，他嚴格遵守蒙古習慣，所娶四位主要妻子都為蒙古人，即使在他死後，也如同成吉思汗一樣，埋入至今無人知曉的起輦穀。種種跡象表明，忽必烈並不是漢化兒，他在後期所采取的任用蒙古人統治元朝各個民族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用人方針的一般特點
他的確是一個蒙古人，隻是比別的蒙古大汗及貴族更開明、更有遠見，更懂得如何使蒙古人立於不敗之地。盡管忽必烈的用人政策因形勢變化而變化，但綜觀其全部統治時期，其用人方針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即形成了一定的使用人才的思想，具體表現在：
第一，重實才，輕學識。
這可以從三個方麵得到證實。首先，忽必烈廢除了科舉選士的選拔人才手段。中國自隋唐以來，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科舉考試作為選用人才的唯一手段，考試的內容也已經形成定式。這固然能選出一些通文化、政治、軍事、經濟等理論的人才，但理論並不等於實踐，久而久之，在選舉人才方麵出現許多弊病。忽必烈親眼目睹了以科舉選人才的南宋如何腐敗，同時又看到興科舉對維護蒙古人的特權地位十分不利，於是，以王鶚為首的漢族人士，雖三番五次請求立選舉法，忽必烈也“有旨令議舉行”，但“有司難之，事遂寢”（《元史》卷6《世祖本紀》）三……雖然是有關部門不允許，但如果忽必烈真心想興科舉，又有誰敢“難之”呢？這從一個方麵也表明，忽必烈在用人方麵不看重學識深淺，而注重實際能力。其次，忽必烈的人才多由吏出身，以吏出職為官，即吏員脫離吏職為官員，如至元十三年規定：“各路司吏……曆九十月，於都目內任用，六個月以上，於史目內任用。”（《元典章》卷12《路上運司吏出身》。）在地方上，散府和上州官吏一般出職任吏目，不符合任都吏目者，則出職為典吏，縣、司和上、中州的司吏出職，均為典吏。（《元典章》卷12《選取典吏司吏》。）在中書省、禦史台和樞密院的吏員，有令史、譯史、通事、知印等，他們的出職規則為“三考正七品，一考之上，驗月日定條，一考之下，二十月以上，為從八品，十五月以上正九品，十五月以下，十月之上為九品，添一資，曆十月以下為巡檢”（《元史》卷84《選舉誌》）四……以吏出職，吏員經過基層鍛煉，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用此法選拔人才，也充分體現了忽必烈重實才的人才觀。再次，從忽必烈及蒙古人的哲學思想來說，蒙古人對實實在在、客觀存在的事物比較感興趣。在古代，由於他們對有些自然現象無法理解，便產生了薩滿教，以後之所以信仰藏傳佛教，關鍵在於它既能以宗教籠絡人心，又可以借助僧侶統治人民。在生產中，由於氣候對他們的畜牧業至關重要，所以他們尤其注重對天文的研究，忽必烈時《授時曆》的出現便是證據。忽必烈自己的哲學思想也是以實用主義為基礎的，他曾說“拯民者莫如實惠”，又在繼位詔書中表明“務實施德，不尚虛文”的觀點，充分體現出他以“實”作為解決問題的基點。另外，從他所用人才來看，大都為具有實踐經驗的人，如伯顏、安童、史天澤等等。所以重實才輕學識是忽必烈最主要的人才觀。
第二，重武將，輕文臣。
在忽必烈的朝廷中，樞密院主管軍事，所用人才都是武將，但在中書省、禦史台等機構中，也大量任用武將或將帥出身的人才，這在其他朝代的朝廷中是少有的。如禦史大夫塔察兒是蒙哥時期攻宋的主帥之一，也是跟隨忽必烈打敗阿裏不哥，為忽必烈鞏固汗位立下功勞的將軍與宗王；曆任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的伯顏，也是滅宋、平叛的主要將軍之一。其他中書省的要員如闊闊、阿裏、阿術、阿裏海牙、忙兀帶等等，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武將。在漢人中，受到重用的也有許多武將，如史天澤，從中統元年被任命為宣撫使，到其病故，幾乎每一次大的軍事行動都少不了他。降將劉整，官至參知政事。守衛襄陽、後因城破而降的呂文煥，以及以後的武將範文虎，都曾在中書省任職。忽必烈之所以以武代文，不僅因為他吸取了南宋重文輕武而導致覆滅的曆史教訓，而且也因他深知蒙古人是以軍事立國的，他的祖先們之所以能橫掃東西，建立橫跨亞歐兩洲的大帝國，靠的就是武力。忽必烈時期，雖然對僅僅依靠軍事立國的狀況有所改變，但與元朝境內的其他民族相比，軍事仍是他們的優勢。於是他揚長避短，發揮優勢，以軍事力量、軍人出身的人才治理國家，以鞏固其得來不易的政權。
第三，重實用，輕品德。
這一點，實際上也正是忽必烈在用人問題上很自然的一種態度。忽必烈在當時雖然對儒家文化很欣賞和尊重，但是作為一個蒙古貴族，他的倫理道德觀念，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差距很大。特別是在用人這個問題上，表現十分明顯。例如他先後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總領全國財政，他們以搜刮人民財物為己任，以滿足忽必烈時期浩大的政治、軍事費用。這些人賣官鬻爵、朋比營利、搶男霸女的行徑，忽必烈也早有所聞，然而他從不以為是問題。這當然與忽必烈以經濟為軍事服務的指導思想密不可分，但他不聽勸告，連續任用這類人，這正說明作為蒙古草原貴族與漢族大臣之間，在倫理道德標準方麵的分歧。根據蒙古草原貴族倫理道德標準來看，作為屬下隻要不反對主人，作為官員和王公隻要不反對可汗，不侵害大汗的利益，這就算維護了遊牧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其他問題，都算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