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發展忽必烈重視蒙古族文化的發展。為了改變蒙古人“文治多缺”的狀況，忽必烈下令把一些優秀的漢文典籍翻譯成蒙古文，著名的漢文曆史著作和儒家經典，如《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帝苑》、《孝經》、“四書”、“五經”等先後被譯成蒙文，使蒙古人吸收了一些優秀的漢族文化精華，從而加速了蒙古族文化的發展。與此同時，忽必烈極力保存蒙古族傳統的畜牧業文化。例如，在忽必烈統治時期，蒙古人已經在馬、牛、羊、駱駝的訓練，四季牧場的選擇，優良畜種的繁殖、預防疾病等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以馬文化為代表的畜牧業文化。在生活領域，則形成獨特的草原飲食文化，奶、黃油、奶皮、奶酪、奶豆腐、奶油、奶渣、羊肉、牛肉、馬肉等，不僅是他們的主要食品，而且創造出多種多樣的炮製、食用、保存的方法。忽必烈本人就是一位典型的蒙古飲食文化的代表者。在宗教方麵，雖然許多蒙古上層人物皈依各種宗教，但普通的蒙古牧民仍以薩滿教為精神支柱。這些典型的蒙古族文化，不僅在有元一代得到保存，而且大部分一直保留至今。
由於忽必烈所建元代與中國曆史上其他王朝相比，在民族、地域等方麵存在顯著的特點以及對發展文化所持的與眾不同的態度，元代文化相應地也顯示出了時代的特點。
第一，忽必烈時期元代的文化具有多民族性。
元朝以前的中國封建王朝的文化，盡管也吸收了一些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但漢族統治者卻始終認為漢族文化最正統，最尊貴。而元代卻不一樣，在遼、金、西夏長期統治的廣大中原和西北，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文化，逐漸衰落下去，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卻迅速成長起來。這就使中國的文化在這一特定的曆史時期，呈現出較強的多民族性。如藏傳佛教的經典《甘珠爾》、《丹珠爾》在蒙古和中原各地得到了廣泛的流傳，藏文佛典中的科學知識，如天文、曆算、醫學、文學等被僧人所接受，西藏式的寺院、佛塔也先後在內地出現。在西南大理，元初開始流行白文，出現了白文撰寫的《白古通》，地處中西交通要道的西北畏吾兒地區，出現了精通多種語言文字的學者。東北地區的契丹、女真人也把他們的文化輸入內地。蒙古族語言廣泛流行於中原漢族之中，至今仍被漢文所使用的“站”、“褡褳”、“胡同”、“把勢”等詞，都是從元代開始就被漢族所使用的蒙古語，在元曲中則可找到更多的蒙古語。（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年版。）所有這些，使忽必烈時期的元代文化，具有多民族的特點。
第二，忽必烈時期的文化具有世界性的特點。
忽必烈以前的蒙古統治者，曾將中亞、西亞和東歐的大量工匠和知識分子擄掠到蒙古和中原廣大地區。同時隨著中西交通的暢通，大量西方色目人進入中原。到忽必烈統治時期，雖然兵戈未停，但相對而言，戰爭比蒙古時代少得多。從西方來到中國的色目人等，他們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同時也把中亞、東歐地區的文化傳播到了中國，如回回樂中的“馬黑某當當”，有人認為即今尚在新疆廣為流傳的木卡姆大曲，此曲是隨著伊斯蘭教傳入新疆地區的阿拉伯和波斯音樂的變種。（《蒙古族文化》，第151頁。）伊斯蘭教雖然始傳於中國的時間為唐貞觀年間，但大規模傳入中國則在蒙元時期。忽必烈還積極倡導引進外國文化，1275年，他派拉班·掃馬（1225—1294年）和馬可（1245—1317年）兩位基督教徒從大都出發，經山西、沙州、和闐、喀什噶爾，然後取道阿塞拜疆，到達伊兒汗國首都報答（今巴格達）。他們在伊兒汗國居住了十二年之後，又於1287年從報答出發，沿古商路經黑海、君士坦丁堡，到達意大利首都羅馬。由於紅衣主教去世，他們在等待期間又去了法國巴黎，並在法國的加斯科尼（法國波爾多）拜見了英王愛德華一世。第二年，拜見了新當選的羅馬紅衣主教後，帶著羅馬主教的信件返回伊兒汗國。拉班·掃馬、馬可分別於1294年、1317年去世於巴格達和大不裏士。1289年羅馬教皇尼古拉斯四世派遣孟特戈維諾教士攜帶給伊兒汗國大汗阿魯渾和中國皇帝忽必烈的信件前往東方，孟特戈維諾於1294年到達大都，後被羅馬教皇任命為汗八裏（大都）及東方總主教，在中國傳教達三十四年。王永生：《試論拉班·掃馬出使歐洲及其影響》，《新疆大學學報》1988年3月版。從此中國的基督教開始在聶斯脫裏派之外和羅馬教皇取得了聯係，歐洲的基督教及其基督教文化逐漸傳入中國。13世紀之際，世界文化均由宗教機構壟斷，而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在經過長期鬥爭之後，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三大宗教，此三種宗教都已經在忽必烈統治時期的元朝獲得很大勢力。
忽必烈為元代文化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並引導了元代文化發展的方向。由於他的努力，元代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的文化交流與發展，曆來為西方人所仰慕的中國文化，雖也通過中亞、東歐諸汗國傳至西方，但更多的則是中亞、東歐的一些文化傳入中國。同時在國內，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大量輸入內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涵化局麵，中國文化因此更加絢麗多彩。可以說，忽必烈為元代文化所做出的貢獻，豐富了中國文化史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