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之所以重視發展自然科學和與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物質文化，與他的民族出身有關。處於13世紀的蒙古民族，是一個頑強、勇敢、求實的民族，他們世代居住的蒙古高原，多沙，少草，天災人禍層出不窮，物質資源比較匱乏。忽必烈即位後，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拯民莫如實惠”、“實施德”等話語。根據美國人羅莎比所寫的《忽必烈汗傳》一書記載，雖然中國儒學家總是為忽必烈講解一些深奧的哲學思想，由於其深奧，忽必烈難以理解，相反，他對一些比較實際的問題比較感興趣。這說明蒙古人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已經深深地植根於忽必烈的腦海中，這種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反映在文化建設方麵，便是對物質文化的高度重視。忽必烈作為一國之君，他的統治思想體現著整個時代的思想，而他重視物質文化的發展，引導著整個社會對物質文化建設的重視。
物質文化的迅速發展，也對整個社會風氣及人的價值觀產生了重大影響，人們赤裸裸地追逐功名利祿，社會風氣也隨之世俗化。元以前的中國社會，雖然也因古典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過幾次“天下攘攘，皆為住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的追求功利的高潮，但這種功利思想大部分時期都以隱蔽的方法表達出來，領導文化潮流的人，多是在小農經濟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以清高自居的士大夫。政府選擇人才，也以科舉考試為唯一途徑，而科舉考試的內容，以人文科學為主，所以擔任封建政權的各級官吏，多為文人出身，他們和文化界的士大夫們一起，引導著文化向人文科學的縱深方向前進，社會上因而有了遁世、隱退的思想。而元代不同，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忽必烈重視物質文化發展，而政權的政治基礎，即各級官吏，不是靠科舉考試，而是靠自己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受重用，這些官吏成為政權的支柱後，和忽必烈一樣，以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看待整個世界。他們是元代社會的統治階級，他們的思想，代表著整個社會的思想，他們重視物質文化，追逐名利與財富，結果整個社會風氣向世俗化方向發展，人們注重現實生活，如元代雜劇的出現和興盛，就是社會風氣世俗化的反映。當然雜劇的興盛與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規律有關，但也不能不體現出元代的時代特征。從雜劇所反映的內容來看，多為反映普通人民悲歡離合的生活，可以說，這與整個社會重視物質文化建設密不可分。
二、宗教文化的發展
在精神文化方麵，忽必烈重視宗教文化的發展。忽必烈和他的祖先們一樣，對各種宗教持平等對待的態度。這種態度非常有利於各種宗教及其文化的發展。在忽必烈統治時期，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薩滿教、道教及其他一些多神教，同時在中國興盛，忽必烈不僅對它們采取平等對待的態度，而且支持他們在元朝境內修建寺院，作為他們傳播宗教和宗教文化的基地。根據《蒙古族文化》一書的統計，僅上都的佛教寺廟就有165所，蔡誌純等主編：《蒙古族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162頁。）其中乾元寺、華嚴寺是最著名的兩座。在南方，忽必烈的理財大臣桑哥指示楊過真伽在毀宋陵的基礎上，建立了幾座華麗的佛教寺院。道教院、觀也比比皆是。和林、上都均有道院，汪古部領地豐州有道教的天宮院、興福院，喀喇沁左翼有棲真觀、昭惠顯真君廟、天成觀等等。（蔡誌純等主編：《蒙古族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163頁。）基督教堂在元朝境內也有分布，如在今內蒙古達茂聯合旗阿倫斯木遺址中發現了不少十字架遺物，其地原來可能是一座基督教堂，因為當時統治這裏的是忽必烈的駙馬、信奉聶思脫裏派的闊裏吉思。伊斯蘭教的清真寺也有分布，如也黑迭兒修建的元大都城中就有清真寺大殿，泉州也有清真寺，甚至用清真寺一詞代表中國伊斯蘭教堂的做法，也始於忽必烈統治元朝的13世紀中葉。（馮今源：《中國伊斯蘭教》，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3版，第27頁。）這些宗教場所，以傳教為宗旨，但他們的經典，如《聖經》、《古蘭經》、佛經、《道德經》等所包含的內容，不僅有教義，也有文學、寓言、哲學思想、道德規範等，他們傳教的同時，也傳播了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再從各種宗教教堂建築來看，它們聚集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建築風格與技術，如基督教堂代表歐洲建築風範，清真寺則代表中亞建築風格，佛教寺院則體現中國漢族、藏族和印度的建築特色，它們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起來，構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是忽必烈尊重宗教、重視發展宗教文化的結果。
三、重視蒙古族文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