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時期的商稅也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如至元十三年平宋之後，定江南鹽每引為中統鈔九貫，至元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史》卷94，《食貨誌》二），“鹽法”。至元十三年，定茶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一年之後，改為三分之半。（《元史》卷14，《食貨誌》二），“茶法”。酒稅更重，如至元二十二年，定酒課每石取一十兩，然而到至元二十九年，杭州酒課的達二十七萬錠，比湖廣歲收九萬錠多出十八萬錠，可見其酒稅遠不至每石取一十兩。（《元史》卷94，《食貨誌》二），“酒醋課”。商稅也如此，至元七年定為三十分取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忽必烈批準桑哥的建議，“大增天下商稅，腹裏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元史》卷93，《食貨誌》）“稅糧”……江南成為忽必烈搜刮民財的重點。市舶稅也呈直線上升。平定江南之後，“凡鄰海諸郡與蕃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壟斷市舶貿易，定抽分之法，“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至元三十年，泉州貨物除抽分外，又取三十分之一。（《元史》卷94《食貨誌》）二，“市舶”。真是雪上加霜，人民難以負擔。盡管如此，忽必烈仍不滿意，在他批準下，阿合馬、盧世榮、桑哥先後三次實行壟斷鹽、酒、茶、醋、金銀等的經營，致使全國上下，怨聲載道，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另外，額外稅多達三十餘種，門攤、池塘、食羊、魚、漆、酵、山澤等都成為征稅對象。和雇、和買、椿配也是變相的剝削。如忽必烈在山東境內修運河時，和買石材等物，“驗戶在表，上戶十段，中戶不下五、七餘一塊”（王惲：《論開光濟兩河事狀》，《秋澗文集》卷93）……另外各種差役、力役頻繁雜多。忽必烈雖在《至元新格》中規定：“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元史》卷93《食貨誌》）一，“科差”。但《至元新格》於忽必烈統治末期的至元二十八年才頒布，此條例的頒布本身就說明，以前力役十分不均。忽必烈為軍事擴張而製造海船，修築運河，南糧北運，修建大都、上都等城，也免不了大量征發力役。
為了征收更多的賦稅，征發更多的力役，忽必烈從中統元年至至元十三年，對廣大北方地區進行每年一次的戶口外籍。征服南宋之後，由於南方以畝征稅，故很少進行戶口外籍。但從至元二十七年開始，又因軍事及朝廷財政需要，先後進行過三次戶口外籍，根據所檢戶口，進行聚斂剝削。
從忽必烈所實行的賦役製度來看，在征收數量上，不斷增長，尤其是在至元十五年滅宋之後，賦稅明顯加重。對此，《元史·食貨誌》有詳細的記載。再從《元史·食貨誌》所載內容來看，田畝、農桑所占篇幅僅有幾頁，而賦稅所占篇幅卻占食貨誌的大部分。而元朝的各種製度（包括賦役在內），都是在忽必烈統治時期奠定基礎的。忽必烈使用竭澤而漁的辦法搜刮民財，為其軍事擴張服務，是顯而易見的。與此同時，盡管因軍事征戰而財政困難，但忽必烈從未忘記每年賜予蒙古皇室、貴族、功臣、公主固定的財物。《元史·食貨誌》專門列舉了忽必烈時期多如牛毛的歲賜封戶。僅就給蒙古貴族的封戶來說，當元軍下江南時，所收諸路戶口累計為9370472戶，而給各蒙古貴族的封戶，累計達1936946戶，封戶占當時所收入戶總數20%強。歲賜的範圍，在忽必烈時雖有所縮小，但總的數量並未減少。
忽必烈並不是不了解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但他考慮這個問題的角度不對，他首先考慮到的是發展經濟對軍事征服的重要性。他的以軍事立國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不顧財政困難，和他的祖先一樣，試圖以軍事擴張的辦法，解決財政危機以及由此帶來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忽必烈使用竭澤而漁的辦法聚斂財物，最終使社會經濟走上衰落之路，而他的對外擴張以緩和國內的各種危機不僅沒有獲得成功，相反，卻損兵折將，寸土未得，最後連他自己也在失望與憂慮中去世。
三、治水成就
忽必烈對水利事業的發展，及其對黃河河源的探察，我認為有必要特別提及。
忽必烈重視農業，也必然要重視水利事業；蒙古人重視交通，對水運也必然給予一定的重視，所以忽必烈時期，“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為務”。《元史》又例舉元代水利方麵的幾件大事說：“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向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齧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扞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元史》卷64《河渠誌》。）這其中的大部分，都與忽必烈有一定關係，所以元代水利事業，大部分是忽必烈時期奠定的基礎。
忽必烈時期元代水利事業的建樹，與郭守敬有密切關係，也可以說，由於忽必烈能任用郭守敬這樣的人才，所以在水利事業上，取得了許多顯著的成績。
郭守敬（1231—1316年）順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受家傳影響，又受教於劉秉忠，對天文、曆算、水利工程等均頗有研究。中統三年，張文謙將31歲的郭守敬推薦給忽必烈，說他“習水利，巧思絕”，忽必烈立即召見。血氣方剛的郭守敬即向忽必烈麵陳興修水利的6條建議。忽必烈聽後十分高興，深為他這種主動進取、熱心公益事業的精神感動，讚揚他說：“任事者如此人，不為素餐矣。”（《元史》卷164《郭守敬傳》。）立即任命他提舉諸路河渠，參與元朝水利事業。次年又加授銀符，任副河渠使，成為全國水利事業的負責人之一。
忽必烈時期有影響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是會通河。
會通河，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采納壽張縣（今山東陽穀）尹韓仲暉等的建議開鑿的河道，它從山東梁山縣西南起，開通安氏山（今山東梁山縣北的安氏山），引汶水（今大汶水）西北經壽張縣（今山東陽穀縣）、東昌（今山東聊城縣）、臨清（今山東臨清縣），與漳水彙合，聚流入禦河（元朝禦河即今南運河至衛河，自大都，經天津，入河南與黃河相接）。這條河全長二百五十餘裏，既與大運河相接，也與禦河相接。此河開通後，“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在土貢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野齋李公文集》，引自《元朝名臣事略》卷2，第17頁。）這是一條省工省費而效益很大的工程。